客家文学当然是地域文化,客家山歌的艺术特色

深圳市文联副主席、原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宏海主张“从宽”,“凡是反映客家人生活,体现客家人感情的文学作品,以客家的生活为主要题材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客家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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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认为客家文学首先应该表现客家人文精神和客家民俗风情,这些内容该如何反映?

“今日龙岗美如画,唱起山歌开心花,唱得鹏城铺锦绣,唱得和谐连万家。”日前,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杨宏海教授在龙岗文化中心报告厅所作的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视野中的客家山歌》专题讲座,引起了全场听众的互动,台上台下对歌、接歌声此起彼伏、欢歌笑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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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教授古远清同样认为乡愁是两岸客家文学最突出的共同点,他说道:“两岸客家文化同根同文同种,台湾客家文学突出对客家风俗、客家民歌的留恋,表达感情上突出的是乡愁。”

程贤章《围龙》围绕着客家人的独特建筑“进士第”陈家祖屋,展开几代人的坎坷命运,如描写叶红等8位客家女子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盐,将穿在身上的衣服浸泡着浓盐水,然后穿梭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表现出其非凡胆识与智慧。陈家后来下南洋谋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祖屋“分给”当地群众居住,直至改革开放后政府将其归还给陈家,陈家后人归乡祭祖,之后将“进士第”捐献给国家。这反映了客家人秉持中原诗书传统,虽不断向外拓展,仍不忘慎终追远、寻根崇祖,衔环结草、以恩报德的传统美德。这既表现了客家家族在百年历史进程中的艰辛曲折的生命史,又透露出其浓郁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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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传播要突破传统思维,与时俱进。”吴东峻告诉中新社记者,利用好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和新平台传播客家山歌、美食、服饰、节庆习俗等,让客家文化、客家传统、客家精神得到更好传承和弘扬。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学院教授,原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罗可群认为,两岸客家文学的相同点在于都表现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及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精神,台湾的客家作家所表现的家国情怀和大陆的客家作家表现的是一样的。在不同点上,他认为大陆的客家文学更多地反映大陆本身客家人的生活变化,而台湾籍作家思乡的作品较多。

《围龙》中写五华县女红军张剑珍被白军抓去杀头,行刑前唱了一首客家山歌:“人人喊我共产妹,共产党来为大家,红白总爱分胜负,白花谢了开红花。”“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监好比嬲花园。”小说充分表现了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体现了“舍小家顾大家”的家国情怀,也是客家人所秉持的“修身齐家”的儒家核心理念。

程贤章: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全世界都公认,我理解很肤浅,没有什么新意。最近,我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说的只是希望哲人治国。我重读《尚书》的尧典、舜典和《礼运大同篇》,公元前三千年,中国就有禅让制。和柏拉图同一时代,孔子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乾隆编的《四库全书》用经、史、子、集归纳为“四库”,收集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凡对清朝廷不利的书籍被焚毁。焚毁的比编进丛书的至少多一倍。此外,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编的大型文史类书《永乐大典》也是浩大无比。我没有看过《四库全书》这部庞大的文库。据说像纪昀这样的大学问家看一遍需从五岁开始读到八十岁。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他有时间通读吗?除典籍外,还有绘画、雕刻、服饰、建筑以至饮食、风情、陶瓷、金银……还有从唐三彩、宋汝、钧、官、柴、定、哥、弟窑,到元青花瓷和明清陶瓷,拍卖的价格是天文数字,使多少人迷醉向往古墓葬!不但是我们中国人,就连外国人,国外博物馆,都能以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为荣。这就是中华文化。地域文化能离开这棵大树,这条大江吗?即使是台湾,它的文化根源全部都来自这条大江大河。

杨宏海教授从鉴赏与品位的视角,就“客家山歌的文化价值”、“客家山歌的艺术特色”、“客家山歌的传承、创新与发展”三个方面,与到会的几百名听众一道分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的诱人魅力。据了解,杨宏海教授长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早在1985年在深圳文化局工作期间,他就经常下乡采风、收集、整理客家山歌。1991年,杨宏海与苏伟光共同主编出版了深圳历史上第一本《深圳民间歌谣》。为此荣获了国家艺术科学规划办公室授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先进工作者”称号。杨宏海认为,客家山歌是祖国民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客家情歌则是客家山歌中的绿宝石。客家山歌具有历史学、文学、美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的价值,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

在当天举行的客家文化交流活动上,台湾媒体领队、台湾讲客电台主持人温士凯表示,要将客家文化的传承融入现代生活,加强语言、音乐、舞蹈等客家文化的创新和推广,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在传承中求创新、在创新中保护。“比如通过客家流行音乐推动客家语言的保存与使用,在旅游景区设置客家文化体验点,复原客家人的生活习惯。”

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谭元亨认为,两岸客家文学相同之处在于都是表现客家精神,台湾的客家小说包括钟理和的原乡情结,以及大陆的很多作品,都有中原情结,这是非常一致的,是核心的东西。台湾比较强调用客家话来写小说,写散文,写民歌,谈离家的乡愁;但在大陆的客家人,包括北京、广东、福建、上海的客家人,写的书面向的受众基本是所有中国人,写的东西不会太强调纯粹的客家语言。过去周立波在东北写《暴风骤雨》的时候用了不少东北话,但大家都能看懂;回到湖南后写《山乡巨变》,上下两部也是用了不少湖南土话,但所有人都能看懂,所以在全国十几亿人中影响很大,我们跟台湾的客家文学可能区别最大的就在这里。

客家文学的重要主题就是描绘客家迁徙史与生存史。客家人的南迁通常不是千军万马式的统一步调,而是停停走走式的散点分布、居留与多向推进,甚至倒迁,这是经济开发、文化适应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反映。

程贤章:首先,让我借《梅州日报》宝贵的篇幅,感谢中共梅州市委安排我作“客家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专题演说。市委刘日知书记亲自策划与安排,古小平同志主持讲演会,市里“五套班子”领导都参加,真是最亲还是“父母官”。你提出的话题我只能长话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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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赣州6月17日电
6月17日,来自台湾的媒体人与江西的客家文化专家、学者在世界“客家摇篮”江西赣州,共话客家文化传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学院教授,原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罗可群对科学定义客家文学提出三点意见,第一类是客家人用客家话写的文学,反映客家社会生活,如客家山歌,客家方言诗、客家童谣,用客家话唱的客地佛曲等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客家文学,这是客家文学最核心的部分;第二类,只要反映客家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作品,都是客家文学,第三类,尽管不是客家人,但只要作品里能反映客家人的社会生活与风土民情,也应属于客家文学的范围。

客家民俗文化的描绘也有助于作品艺术魅力的传达。程贤章《围龙》在家族叙事时,主人公梁酉生为生活所迫下南洋,娟妹沿岸苦苦追寻,她的不同心境则以《挽水西流》等十多首客家山歌来体现,最后以《藤缠树》来表达其爱情誓言。这些客家山歌的运用更好地刻画了人物的个体生命欲求,心理倾诉细腻而真实,极为生动地塑造了客家女性对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乐观情怀,及其幽怨无奈、隐忍执着的矛盾心理,具有鲜明的客家文化特点。

程贤章:客家文学要攀上新的层次,一定要攀上新的台阶——占据中国文学主流平台。山歌与山歌剧就目前而言,都属于民间文学,一流的山歌手和编剧都很难参加作家协会,更不让评职称。全国皆然,有什么办法?只有小说、报告文学、新诗、散文等才是公认的主流文学。诺贝尔奖就评小说、新诗。高行健也是靠长篇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评上诺贝尔文学奖的。他们强调的是叛逆政治因素,我们不谈它。只有小说,散文新诗是主流平台,那是不争的事实。我这十年来,选择长篇小说为主要平台,是因为长篇小说才能开展宏大叙事,用十部长篇小说系列,占据中国主流文学的一席之地。这样,更多的客家文学才能与中国主流文学甚至世界文学接轨。

6月17日,海峡两岸媒体采访团在赣南客家源流展示基地了解客家祖先的五次大迁徙历史。
苏路程 摄

两岸客家文学的异同

总之,客家文学的创作与作品兼具家国情怀与本土特色,既要突出其优点,又要摆脱它由此带来的束缚,把握本土文化精髓,贴近生活,积淀情感,扩大视野,用独特的个性化的语言去表达,在中华传统文学、当代文学观照下来理解并突出客家文学的特点,这是客家文学的未来走向。

程贤章:以前提的客家精神,许多是共性的,也不是客家人的特有优势。例如“尚武”、“乐善好施”、“敬业乐群”,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都不是客家的特有优势。但我非常赞成“崇文重教、艰苦创业”八个字。在中国,在广东,挑担、借钱、卖田、卖屋、缴子弟上学堂,读中学、读大学,恐怕只有客家人这样做。据资料显示:解放初期光梅县一个县中学的学生数量就等于内地某一个省的中学生数量。最近《羊城晚报》载:五年间梅州出了十万名大学生,兴宁市八十年间培养了四十四位大学校长,崇文重教,“文化梅州”完全有实际内容。珠三角、潮汕地区都不能与之相比。“艰苦创业”也是客家精神一大特色。前几天,一位市领导对我说,明朝郑和下西洋只是炫耀明初的强盛。永乐皇帝不但编了前无古人的《永乐大典》,还派郑和下西洋。但下西洋只是炫耀国威,没有上岸扎根。而客家人从中原向南迁徙,又把黄河农耕文明和先进文化带到全世界,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罗芳伯、姚德胜、田家炳、张弼士、曾宪梓等都是在侨居地艰苦创业,罗芳伯还当了坤甸的“大唐客长”。这位市领导的一席话已肯定了“艰苦创业的客家精神”,又点燃了我创作的熊熊火焰。

台湾LineToday记者吴东峻认为,海峡两岸的客家文化都是同根同源,要加强两岸客家文化的沟通,增进两岸客家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之间的交往和理解,增加彼此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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