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麦声部关系的基本结构为一个持续低音和它上面流动的旋律相结合,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抢救保护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格斯尔》工作课题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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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耄耋之年的银发老人,一袭灰白色蒙古长袍,一把70年的四胡,一句句节奏鲜明的蒙语说唱词句,共同演绎出充满历史沧桑与厚重感的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研究发展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斯)尔》内蒙古唯一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86岁的金巴扎木苏,正在向徒弟传授技艺。

转自 蒙古圈

2006年度史诗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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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格萨(斯)尔》与《玛纳斯》《江格尔》并列我国三大古典民族史诗,由蒙古族、藏族等民族共同创造,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统称为《格萨(斯)尔》,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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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虎彬

图为萨仁格日乐带领的巴林部落传统蒙古族服装服饰参赛团队。
赤峰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供图 摄

《格萨(斯)尔》是闻名遐迩的中国三大史诗之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巴林《格斯尔》是蒙古族《格斯尔》中的重要一支,具有数百年历史,以口传与书面相结合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讲述格斯尔成为蒙古草原上的大汗,促成各部落和睦相处、共建美好家园的神话故事。”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协会会长孟和吉日嘎拉介绍。作为“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巴林右旗形成了聚合史诗演述、神话传说、祭祀民俗、歌谣、那达慕、群众文化等为一体的《格斯尔》活态文化系统。

1,蒙古族长调民歌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史诗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这是因为相对于汉族来说,我国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蕴藏丰富,尤其以口传的长篇叙事诗歌和史诗最具民族特色,流传地域广阔,传承时代悠久,与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文化认同联系紧密,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量,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我国北方民族以英雄史诗见长,藏族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被学界并称为三大英雄史诗,其中《格萨尔》史诗有近千年传承历史。南方傣、彝、纳西、哈尼、苗、壮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其形态古老,类型多样,与民间仪式生活交织在一起,至今仍然具有文化凝聚力量。
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近200年来民俗学的发展推动了史诗研究,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众多现代学科的建立,也为史诗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不断开辟了新的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当代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中又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的口传史诗,正所谓言史诗不必称希腊和罗马。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国外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我国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对于史诗的学理探讨至今还相当薄弱。这主要是由于学术史上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不很重视,甚至存在一些偏见。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的现代化建设,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它的珍贵价值。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的保护的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新网呼和浩特11月23日电
题:66岁“巴林蒙古靴子”技艺传承人:从女教师到女匠人

  《格萨(斯)尔》也是一部跨民族跨国界传播的活态史诗,主要传播于我国蒙古族、藏族和土族等民族聚居区以及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和地区,其传播带正好处在丝绸之路轴心区。在我国,藏族称之为《格萨尔》,蒙古族称之为《格斯尔》,统称为《格萨(斯)尔》。  从内容上看,安定世界、镇压黑恶势力、降伏妖魔、抑强扶弱、造福百姓、保护美丽家园,是《格萨(斯)尔》所传达的核心主题。《格萨(斯)尔》是族际文化互动、国际文化交流以及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鲜活例证。  在我国,党和政府长期关心和支持《格萨(斯)尔》工作。早在1959年,《格萨(斯)尔》被列入国庆10周年献礼项目。当年,毛泽东主席接见蒙古族《格斯尔》演唱艺人琶杰。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83年7号文件精神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四部委会同《格萨(斯)尔》流传的西藏、内蒙古、青海、四川、甘肃、新疆、辽宁等七省(自治区),共同成立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设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统一指导和协调全国《格萨(斯)尔》工作,为《格萨(斯)尔》研究迎来蓬勃发展的学术春天。《格萨(斯)尔》随即被列入七五、八五、九五期间的国家重点项目,后又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格萨(斯)尔》工作的关怀。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尤其是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强调《格萨(斯)尔》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文化价值,使得《格萨(斯)尔》这部伟大史诗更加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二  蒙古族《格斯尔》在国内主要传播于内蒙古、青海、新疆、辽宁等省(自治区),在国外主要传播于蒙古国以及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等共和国。《格萨(斯)尔》出版史上已知最早版本是1716年刊行的蒙古文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传》,2016年是该版本刊行300周年。可以说,《格萨(斯)尔》的出版刊布至少有300年的历史。  学界认为,国外的《格斯尔》研究始于俄罗斯旅行家帕拉斯于1776年发表的一篇介绍性文章。自帕拉斯以降,还有别尔格曼、施密特、波塔宁、劳弗尔、扎木察拉诺(扎策旺)、符拉基米尔佐夫、科津、策达木丁苏荣、宾仁钦、鲍培、米哈伊罗、霍莫诺夫、海西希、石泰安、卡拉、捏克留多夫、若松宽、罗依果、勒呼日勒巴特尔、巴苏木雅巴特尔、卡图、巴亚斯呼朗等几十位学者做出了很大贡献。  学界亦认为,国内的《格斯尔》研究始于松巴堪布益希班觉于1779年写给班禅巴拉丹耶希的关于《格斯尔》问题的两篇答问信件。早期的《格斯尔》研究者中还应包括察哈尔格西罗布桑楚勒图木、第二世土观活佛罗布桑却吉尼玛、巴林的达尔玛达拉(丹却扎木斯),等等。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其木德道尔吉、白歌乐、托门、尤齐木道吉、仁钦戈瓦、巴布林贝赫、哈丹碧扎拉森、仁钦道尔吉、安柯钦夫、曹都毕力格(达尔玛僧格)、索德那木拉布坦、道荣尕、却日勒扎布、莫德勒图(安巴)、尼巴图孟和、玛乌尼乌兰、斯钦孟和、呼策仁巴力、乌力吉、巴雅尔图、格日勒扎布、乌新巴雅尔、宝音德力格尔、呼日勒沙、巴苏和、纳宝音贺西格、朝戈金、布和朝鲁、苏雅拉图、韩长寿、跃进、巴图、格日勒图、龙梅、特古斯巴雅尔、旦布尔加甫、斯钦巴图、白音其木格、塔亚、孟金宝、陈岗龙、乌纳钦等百余位学者致力于《格斯尔》的组织、搜集、整理、出版与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蒙古国、俄罗斯、德国、匈牙利、丹麦、日本、美国等国的图书馆、科研机构收藏着100余种《格斯尔》版本(或手抄本)和相关资料,国际国内学者发表的《格斯尔》研究论著已达1000余篇(种)。名家云集、人才辈出是国际国内历代《格斯尔》研究学者队伍一个显著的特点。  三  蒙古族《格斯尔》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勃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格斯尔》研究大约经历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195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43号文件,把《格萨(斯)尔》列为国庆10周年献礼项目,并要求由青海省负责搜集整理和翻译出版藏族《格萨尔》;由内蒙古自治区负责搜集整理和翻译出版蒙古族《格斯尔》。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短期内取得显著成绩。具体如下:  (一)搜集、整理和出版珍贵的书面《格斯尔》文本。内蒙古的学者们纷纷加入《格斯尔》田野调查队伍,走访城市、乡村和寺院,搜集到北京木刻本、隆福寺本、鄂尔多斯本、乌素图召本以及在蒙古国收藏的诺姆齐哈屯本、策旺本、扎雅本、岭格斯尔本、托忒本等重要的《格斯尔》版本和抄本,一方面把这些文本加以妥善收藏和保护,另一方面选择经典文本进行整理出版。其中就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铅印新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这些文本日后成为《格斯尔》研究重要资料,较大地提升了《格斯尔》研究的水平。  (二)抢救、录音和出版民间艺人的口传《格斯尔》文本。19581959年间,将著名格斯尔奇琶杰演唱的口传《格斯尔》史诗进行录音,时长达80小时,后来记音誊写出6万诗行(约300万字),并以音频和文字两种形式保存了下来。1959年,诗人其木德道尔吉记录整理的琶杰演唱本《英雄格斯尔可汗》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汉译《格斯尔》文本。1959年,安柯钦夫汉译的琶杰演唱本《英雄格斯尔可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格斯尔》的第一部汉译本。1960年,桑杰扎布汉译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第二次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198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7号文件,对全国《格萨(斯)尔》工作做了重要部署,并成立了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随后于1984年5月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赵志宏担任组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工作委员会、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相关厅局负责同志为成员,下设内蒙古《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定10人事业编制,专职从事《格斯尔》工作,并决定把《格斯尔》工作经费纳入自治区财政预算。由此,内蒙古的《格斯尔》工作走入正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具体如下:  (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格斯尔奇艺人普查,认定和登记75位艺人。其中有青海的乌泽尔等18人、新疆的昭道尔吉等32人、内蒙古的罗布桑等17人、辽宁的敖日布等3人、甘肃的贾吉亚(女)等15人。内蒙古的罗布桑等7位艺人于1991年被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为格斯尔奇,已故著名艺人琶杰被命名为杰出的格斯尔奇。  (二)派出20个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格斯尔》文本资料的搜集,发掘《喀拉沁格斯尔》抄本、托忒文《格斯尔》抄本、《格斯尔祭祀仪轨文》等;录音口传《格斯尔》资料400余小时,搜集整理《格斯尔》风物传说130余则。  (三)出版一批资料类和研究类学术成果。内蒙古《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蒙古族《格斯尔》丛书出版计划,公开出版《格斯尔》文本资料17种,编印内部资料28本。  (四)一批蒙古族《格斯尔》工作机构和个人受到表彰。1986年召开的全国《格萨(斯)尔》工作总结、表彰及落实任务大会上,内蒙古的学者索德那木拉布坦等8人被授予全国《格萨(斯)尔》工作突出贡献先进个人称号;阿萨尔拉图等47人被授予全国《格萨(斯)尔》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内蒙古《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被授予全国《格萨(斯)尔》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五)举办学术研讨会,推进《格斯尔》学术交流。内蒙古《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85年在赤峰市组织召开第一届全国《格斯尔》学术讨论会;1993年在锡林浩特市举办第三届《格斯(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除此之外,内蒙古代表参加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七届《格萨(斯)尔》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年,在北京参加全国《格萨(斯)尔》艺人命名及成果展览会。  1991年,内蒙古《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合并,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工作委员会,后又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进入21世纪以来,内蒙古的《格斯尔》工作者们不懈努力,一如既往做了大量工作。  四  2009年是《格萨(斯)尔》学术史上的应当永远铭记的一年。这一年,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一并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此出现全国《格萨(斯)尔》工作的新一轮高潮。对蒙古族《格斯尔》工作而言,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之后迎来的第三次高潮。  为了认真履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落实我国对联合国与国际社会所作的承诺,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于2009年12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格萨(斯)尔》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了未来五年的规划方案。  在全国《格萨(斯)尔》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于2012年起草《抢救保护〈格斯尔〉工作实施方案》,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自治区人民政府随即专门为《格斯尔》工作下达145号文件,把《格斯尔》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自治区财政预算,要求以课题形式实施相关工作。具体有数字化平台建设、研究基地建设、宣传推广、搜集整理资料、编纂出版大型《格斯尔》研究丛书等项目。  为充分发挥学者专家在《格斯尔》工作中的指导作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于2013年8月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格斯(萨)尔》与口传史诗国际研讨会之际,邀请相关专家,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抢救保护《格斯尔》工作课题专家组,并召开专家组第一次会议,初步商定编纂出版本套《格斯尔》研究丛书的计划。  20132014年,内蒙古《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内蒙古大学召开两次课题评议会,对所申报的课题进行评议,最终有35项课题入围。来自我国内蒙古、北京、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市、自治区以及蒙古国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独立承担或参与承担了这些课题。  编纂出版格斯尔研究丛书是国家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内蒙古自治区抢救保护《格斯尔》史诗的重点规划之一,总卷数将达到60册,内容包括研究专著、校勘注释本、搜集整理本、修订再版本、论文集、艺人研究、辞典、文学读本等诸多种类,计划将在2016年2018年间全部出版。  这套丛书是《格斯尔》研究承前启后的系统性工程,对抢救、保护、传承和弘扬《格斯尔》史诗传统具有深远意义,对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更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的具体体现,必将成为奏响《格斯尔》研究新乐章的序曲。  在丛书问世之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不免心潮激荡。在总结《格斯尔》工作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铭记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对《格斯尔》工作的关怀和指导,铭记自治区历届领导的关心和支持,铭记老一辈《格斯尔》工作者,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谢忱!  《格斯尔》研究已经迈向新的征程,相信今后将大有斩获。  (本文刊于:中国民族文学网)

长期生活于此的金巴扎木苏,出身于传统说书艺人家庭,汉语、蒙语切换自如,精通乌力格尔、好来宝等各类蒙古族民间说唱与音乐。年轻时,每每看完《三国演义》《兴唐传》等汉文通俗小说,他便将其改编成蒙语说唱,为牧区群众表演。那时牧区娱乐活动匮乏,他每到一处,牧民就会聚集起来看表演。“草原人民热情好客,如果天黑前我赶路没到地方,便会就近找一户蒙古包,给他们讲故事,管吃管住。”老人回忆。

蒙古族长调蒙古语称“乌日图道”,意即长歌,蒙古族长调以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演唱形式讲述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所以被称为“草原音乐活化石”。

《格萨尔》研究

中新网记者 张玮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巴扎木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蒙古族《格斯尔》的收集、整理与表演上。故事、曲调不全怎么办?老人搜集、钻研各类书籍,从中整理归纳出符合艺术要求的故事片段。还有缺失怎么办?他遍访牧区,寻找老艺人、老牧民,将口口相传的曲艺故事记诵下来。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宣布了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
荣列榜中。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约有千年传唱历史,迄今已记录有约 120 部,100
多万诗行,2000
多万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演唱篇幅最长的英雄史诗,代表着藏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传统的最高艺术成就。2006年国内《格萨尔》史诗研究,从史诗的起源、发展、传承、流布研究,到史诗表演、创作以及文本分析、艺人研究等,都有新的探索。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仍然继续推进,更加科学和规范的史诗文本陆续问世。

“我做了35年教师,一辈子教书育人,退休了也希望把我所学都教给我的学生。”23日,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的66岁退休老教师萨仁格日乐和记者聊道。

继承传统的同时,表演更需时代特色。“艺人演出要有个人特点,准确把握‘格斯尔’的人物特征后,可按照观众需求,根据时代发展与现代生活习惯,适当丰富情节、改编唱词,发挥演员的艺术才能。”老人边说边表演,如果观众喜欢逗趣故事,就多讲幽默情节;如果观众喜爱惊奇故事,便多些惊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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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史诗说唱艺人不仅较早被学界所关注,而且还因为不断有新的艺人被发现而成为研究的热点。角巴东主《〈格萨尔〉说唱艺人研究》将《格萨尔》艺人进行分类介绍,作者在以前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上,将史诗艺人分为7类:神授说艺人、撰写艺人、圆光说艺人、吟诵艺人、闻知说艺人、传承说艺人、掘藏说艺人。同时对每类艺人的特点做了介绍。作者还分析了《格萨尔》神授艺人苦难生活经历与超凡的记忆能力。边巴占堆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斯达多吉》一文,通过作者调查出身于著名已故《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家乡的年轻艺人斯达多吉,指出和其他任何神授艺人一样,他经历过苦涩的童年,又有过同样神奇的梦。所不同的是这位出生于1990年的艺人,目前还在中学读书,成绩一般。而当进入说唱《格萨尔》的状态,他却呈现出了一个优秀艺人具有的所有品质。现在他自称能说唱18部。边巴占堆的《试析〈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与其说唱的〈格萨尔·天岭卜筮〉》重点介绍了著名说唱艺人扎巴的事迹,尤其介绍了西藏大学录音、记录、整理、出版扎巴说唱本《天岭卜筮》的情况。论文用很长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天岭卜筮》的故事情节和其琅琅上口的民间语言特色。论文还讨论了《天岭卜筮》中古代藏族社会通过姻亲关系发展壮大部落和部落举行的各项比赛活动等。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格萨尔》史诗说唱前举行的仪式实际上是艺人举行的降神仪式,其文化根源在于史诗的巫文化特征。史诗产生的时代、史诗的内容构成、史诗的功能决定了史诗的巫文化特征,而史诗流传带的宗教文化背景则决定了该特征能够在史诗传承中得以保持。所以,说唱史诗前举行的降神仪式可视为史诗巫文化特征的表象和史诗巫文化的延续。另外,也有人从艺人说唱《格萨尔》史诗的音乐特点入手,进行了其演唱技巧、曲式的研究。如仓央拉姆《〈格萨尔〉音乐演唱法初探》,王力、张春梅《浅析〈格萨尔〉说唱音乐的吟诵性特点》等。

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五届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总决赛的赛场上,这位老人可不容小觑。她带着自己亲自设计、亲手制作的巴林蒙古靴子,亲自登台走秀,向大众展示蒙古族巴林部落的服饰之美。

几十年来,从赤峰到锡林郭勒、从呼伦贝尔到通辽,老人用精湛的技艺将《格斯尔》的故事唱遍了内蒙古,又从内蒙古唱到了全国。如今,老人已传承并创作43万行诗歌、56首曲调,演唱时长达800多个小时,成为《格斯尔》演唱艺人的杰出代表。

2,呼麦

《格萨尔》造像、舞台艺术研究。岗·坚赞才让《〈格萨尔〉石刻艺术的调查与思考》一文中,介绍了四川甘孜州的丹巴县与石渠县的石刻《格萨尔》艺术。经作者调查分析,《格萨尔》石刻艺术的出现是近300年的事情,它的兴起与当地地方文化背景和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有关,如丹巴县莫斯卡石刻《格萨尔》艺术的发展与果洛德宁玛派高僧钦则有关。在本文中通过调查研究,作者提出了一个保护这类《格萨尔》史诗文化的观点——生态保护。生态保护即以传承当地《格萨尔》文化为主而不应该走向另类的改变民间文化特性的方向。石硕《雅砻江源奇观——石渠松格玛尼石经城》一文,介绍了作者对石渠县玛尼石的调查。文中介绍了《格萨尔》玛尼石墙名字的来源和作者对石墙年代的推论。曼秀·仁钦道吉《试析〈格萨尔〉藏戏表演》介绍了安多地区发展起来的《格萨尔》藏戏艺术特点。尤其从其舞台设计、故事推演、演员装扮与道具方面进行介绍,作者认为舞台剧的表演既吸收了传统艺人演唱的特色和藏族其他文化特色,同时它还借用了其他民族的表演艺术特点。

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 4图为萨仁格日乐和队友身着妈妈和奶奶留下的巴林蒙古袍进行展示。
赤峰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供图 摄

被赋予时代特色的《格斯尔》,要想更好流传下去,还得靠一代代传承人接续努力。在传承技艺时,老人始终秉承兴趣是第一要义的想法,“只有真喜欢才能学得会、学得好。”上世纪90年代起,老人毫无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徒弟们,如今,400多名徒弟中已有30多人能够独立演唱10多个小时以上的《格斯尔》了。

呼麦是蒙古族人创造的一种神奇的歌唱艺术:一个歌手纯粹用自己的发声器官,在同一时间里唱出两个声部。呼麦声部关系的基本结构为一个持续低音和它上面流动的旋律相结合。又可以分为”泛音呼麦”、”震音呼麦”、”复合呼麦”等。在中国各民族民歌中,它是独一无二的。

史诗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内涵研究,表达了人们对史诗产生时代进行追溯的愿望。索南格勒《试析〈格萨尔〉史诗中格萨尔幼年名号‘觉如’与成年名号‘格萨尔’的含义》认为,不论从世界其他民族与藏族古代社会来看,每个人有多种称呼:如爱称、族称、大名、小名等,而“觉如”一名正是牧区藏族文化的一种体现,即他们习惯于从孩子的长相、肤色等方面起名字。“觉如”一名正是与格萨尔幼年的尖耳朵长相有关。“格萨尔”一词则与民间谚语和艺人的解释来看,反映了格萨尔孤身成为英雄的表现。角巴东主《试析〈格萨尔〉史诗中的魔幻艺术》从史诗中自我双方的人物、动物、道具等具有的魔幻变化特点出发,指出这些特色不仅有益于史诗的思想内容,也有助于大众的阅读,还为史诗的艺术表现增色不少。铁国花《试析〈格萨尔〉史诗中反映的古代藏族部落的议会制度》从史诗中反映的部落大会的等级、召集人、开会办法、会议地点、会议性质以及会议内容方面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史诗中反映部落会议与其他原是社会的部落会议具有非常相似的特点,同时作者认为,藏族的部落会议从内容上来看,主要讨论战争与选定小部落长,而从形式上来看,座位有等级差别,但也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参会能力正在加强。桑杰措《从史诗《格萨尔》看藏族的伦理道德观》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作为人类社会的善恶标准和行为规范,
存在于任何时代、社会和民族之中。《格萨尔》史诗以其丰富的资料比较全面的反映了古代藏族人民的伦理道德观。班玛扎西《藏族〈格萨尔〉与土族〈格萨尔〉若干母题的比较研究》从“神子降生”、“求婚”、“称王”三个母题出发,进行了文本比较。作者通过两个民族的地缘关系、历史文化和宗教特点,解释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异同问题。从过去《格萨尔》史诗研究的特色来看,从母题入手企图解释《格萨尔》史诗所拥有的藏族文化底蕴的研究早在80年代就有学者作过尝试。

萨仁格日乐从蒙语老师岗位退休后,继续“捡起”从小耳濡目染的巴林蒙古靴子制作技艺,弘扬和传承着这份民族文化。

49岁的图门乌力吉就是其中之一。他跟随老人学习10多年,已能演唱《格斯尔》达20多个小时,还成立了组合并开始传授学生。前不久,他还到上海进博会为各国来宾表演,让《格斯尔》走上国际舞台。

2009年10月1日被批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学术史研究的论文主要有索南卓玛《国内外研究〈格萨尔〉状况概述》,作者在吸收了我国学者介绍国内外《格萨尔》研究成绩的基础上,进行梳理、总结和补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特别对近年来我国学者的重要成果给与了重点介绍。除了上述研究领域以外,也有人从《格萨尔》史诗的语言方面、学科建设方面以及《格萨尔》史诗与其他世界史诗的比较方面进行了研究。王国明《土族《格萨尔》研究历程》介绍了自多米尼克·施罗德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在青海调查记录土族《格萨尔》开始,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王兴先与杨恩洪进行了开掘,直到20世纪末作者本人得到王兴先等人的提携开始录音、记录土族《格萨尔》史诗,这项工作历经多重磨难,终于取得了目前喜人的成果与研究形势。

蒙古靴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它作为蒙古族服饰的一部分,2008年被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11岁的苏利得,也是《格斯尔》说唱的小学徒。5岁时,他被爷爷讲的《格斯尔》神话故事所吸引,长大后在校园中继续接触《格斯尔》艺术,“将来我想当一名格斯尔文化老师,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苏利得说。通过学习,他和身边20多名伙伴已经学会演唱《格斯尔》。

3,蒙古族马头琴

蒙古史诗研究

记者了解到,在科尔沁、翁牛特、巴林等蒙古部落中,女子穿的蒙古族刺绣矮靿靴子是蒙古靴子里最漂亮和鲜艳的一种,靴帮、靴靿绣满各种花卉,与服饰搭配,十分的养眼。

看着年幼的苏利得认真学习技艺,金巴扎木苏老人眼中满是希望:“这些孩子是我们巴林右旗《格斯尔》的未来,我会尽自己所能,将《格斯尔》一代代传承、发扬下去。”

马头琴是一种两弦的弦乐器,有梯形的琴身和雕刻成马头形状的琴柄,为蒙古族人民喜爱的乐器。

巴·苏和《古老的文学经典,当代的理论阐释——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概述》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宏观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中《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和《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是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力作。《江格尔》是中国著名的三大史诗之一,主要流传于中、蒙、俄三国卫拉特蒙古人中。《江格尔》研究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它仍然是活态的。蒙古族《格斯尔》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格萨(斯)尔》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蒙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蒙古《格斯尔》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蒙古《格斯尔》产生时代和版本研究、来源研究、异文研究、史诗传统研究、格斯尔风物传说研究、主题和艺术研究以及蒙古《格斯尔》在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尤为突出。在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中,除《江格尔》和《格斯尔》以外,已记录的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及异文有550部以上。我国学者在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10部专著。这些专著比较深入地探讨这两部史诗,尤其分析了史诗的产生和流变规律。同长篇史诗的研究相比,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但是研究成就也比较突出。

萨仁格日乐告诉记者:“巴林蒙古靴子以布靴为主,搓线、纳底,然后在鞋靿和鞋面上绣上各式各样的花。”

记者手记

2006年5月20日,蒙古族马头琴音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旦布尔加甫《汗哈冉贵——卫拉特英雄史诗文本及校注》为史诗文本的科学整理本。《汗哈冉贵》是国际蒙古学界公认的除了《江格尔》、《格斯尔》以外的蒙古族第三大口传史诗集群。蒙古国境内已经搜集有18部长诗,但是大部分为编辑加工的整理本,本书搜集了的中国境内的11部长诗,其中11部为作者亲自搜集的原始文本。全书100万字,内容包括作者在卫拉特搜集的18部史诗口述文本,以回鹘式蒙古文记录,一部手抄本,卫拉特方言的词汇注释3200条,史诗人物索引,史诗艺人演唱曲谱,卫拉特艺人生平简介。旦布尔加甫《卫拉特英雄故事研究》从卫拉特英雄故事的起源、分类、文化内涵,直到卫拉特英雄故事与蒙古英雄史诗等民间文学其他体裁的关系,对卫拉特英雄故事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系统研究。专著向人们展示出卫拉特英雄故事是丰富的文化载体。在卫拉特民间文学的纵向发展序列中,英雄故事是神话传说、原始信仰向英雄史诗过渡的中间环节。在卫拉特民间文学横向联系中,英雄故事又成为支撑庞大的英雄史诗群落的广阔民间文学海洋中的主要基础。该专著作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最初于1998年完成,全书20余万字。本书的独特贡献是提出了英雄故事在蒙古口头文学类型学上的地位,纠正了国际学术界将英雄故事归类为神奇故事、英雄史诗、神话故事的错误,科学地证明了英雄故事是蒙古口头文学的一个独立了样式。该书是以作者亲自搜集的95个长篇英雄故事为基础的,在资料发掘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者按照民间文学故事类型的分析方法,将卫拉特英雄故事分为单情节英雄故事,即英雄的婚姻、结义、征战和复仇这几个主要类型。串联复合型的故事则是上述单故事类型的串联故事。作者还分析了卫拉特英雄故事的历史文化内涵,分析了它们所反映的的原始信仰和神话内涵。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萨仁格日乐是纯正的巴林部落蒙古族,孩童时代便跟着妈妈和奶奶学习缝衣制服。她说:“那时候,为了让妹妹们穿上漂亮的衣服,我学会了刺绣,朴素的衣服上绣上几个色彩鲜艳的花朵或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衣服就立刻变得生动靓丽起来。”

活态传承 关键在人

4,蒙古族安代舞

斯钦巴图的《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以文本分析为基础,探讨了蒙古史诗的程式、母题和篇章组织结构。作者运用程式和母题分类学说,在研究蒙古史诗的诗学方面多有创见。本书对文本背后的史诗隐喻进行的探讨,创造性地揭示了蒙古史诗的文化史的意蕴。程式化的诗歌语言、类型化的母题和篇章组织结构,这些都不可否认地来自于一种不可琢磨、难以企及的古老传统,因此,本书表明了正是史诗的内容决定了看似永恒的艺术形式这样一种根本立场。本书对史诗语境的关注,表明作者试图超越一般专门家的偏执,他借助于田野调查的第一感受,借助于蒙古史诗丰厚的地域传统,在史诗与神话、史诗与历史等多重纬度上,展示了蒙古史诗传统的深邃和博大,提出了许多大胆的假设,为今后的史诗研究开拓了新的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 5图为萨仁格日乐走进课堂,为孩子们讲课。
赤峰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供图 摄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保护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面临不少挑战,比如经费不足、后继乏人、濒临失传等。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更好地“活”下去,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安代舞:安代舞于明末清初发祥于科尔沁草原南端的库伦旗。最初是一种用来医病的萨满教舞蹈,含有祈求神灵庇护、祛魔消灾的意思,后来才慢慢演变成为表达欢乐情绪的民族民间舞蹈。传统的安代舞,有准备、发起、高潮、收场几个程序,都由“博”来主持。

仁钦道尔吉《论家庭斗争型史诗》认为,家庭斗争型史诗是蒙古史诗的一种独特的类型。尽管它比早期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晚形成,但是它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认识价值。家庭斗争型史诗具有新的题材、新的内容、新的情节结构和新的人物形象,并继承和发展了古老的英雄史诗传统,它在蒙古史诗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1976年萨仁格日乐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上了一名蒙语教师,35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在这岗位上工作。

这些年来,我国许多地方的非遗技艺都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究其成功原因,可以归纳出三点:一是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包括出台系列政策、拨付巨额资金、培养专门人才等。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各界都形成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共识,更多的人自发投入到保护传承的行列中。三是运用科技手段,越来越多的冷门传统艺术与新的媒介传播形式相结合,焕发出新活力。上述三点间也有另一层关系: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单有资金支持,或者仅凭科技投入,都不足以支持传统文化流传得更加久远。关键还得靠人,重要传承人带头引领,社会大众积极参与。

2006年5月20日,蒙古族安代舞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于长军《宏伟史诗千古绝唱——从音乐人类学视角看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演变》认为,史诗是在祝赞词、诗歌、叙事诗(或故事)、民间歌曲和民间器乐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蒙古族传统音乐中一种较为古老的独立的民间音乐艺术表演形式。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共有157部长诗及异文,约19万诗行。绝大部分篇幅是韵文体(便于艺人的演唱);其题材在延续了远古时期的单篇型史诗和复合型史诗外,还出现了并列复合型史诗;内容均是赞美英雄,揭露恶魔贪婪、残暴、丑恶面目的情节故事;曲调优美,有唱有白(讲述),边演边唱;伴奏乐器有陶布舒尔琴(二弦琴)、冬布拉(三弦琴)等;演唱没有特别严格的时间、地点和环境限制;结构为多章式,各章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主要人物贯穿各章;在情节进行中穿插大段的祝赞词和诗意的描绘,如对大自然的美好、妇女的美貌坚贞、骏马的雄健神速,以及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都有大胆夸张的渲染和浓墨重彩的描写。旋律以宣叙性为主,节奏整齐;在调性上,常用宫调式和徵调式。

萨仁格日乐告诉记者:“我退休后就一直想着,蒙古族手工活是老一辈手艺人的宝贝,我要尽我所能让民族传统手工艺传下去,不想让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消失。”

采访巴林右旗《格斯尔》这一国家级非遗时,记者也从中看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巨大努力:一方面,通过录制影像资料、民间搜集等方式,整理出口传《格斯尔》资料1300多小时,出版《格斯尔》文化资料200余部,完善协会及传习所等建设;另一方面,当地不仅重视文字、影像等物质上的传承,更重视有“活文化”的传承人,使其真正实现了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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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1日至15日,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美国、德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5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加在乌鲁木齐举行的中国·新疆《江格尔》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实地考察以新疆卫拉特蒙古族人为主的《江格尔》传承情况。本届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江格尔》史诗研究,共收到论文50余篇,内容涉及《江格尔》史诗的搜集、整理和保护问题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流传和变异研究,《江格尔》史诗的当代接受和传承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文化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文本研究。《江格尔》是中国著名的三大史诗之一,主要流传于中、蒙、俄三国卫拉特蒙古人中。自1802至1803年间,德国旅行家贝尔格曼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中发现、记录并发表了《江格尔》两部长诗的转述本至今,《江格尔》研究已经有200年的历史。我国曾于1988年和1996年两次召开《江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术考察期间,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举行了《江格尔》文化宫奠基仪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布克赛尔《江格尔》田野研究基地挂牌仪式、江格尔奇村命名仪式、江格尔奇培训基地挂牌仪式和著名江格尔奇加·朱乃80大寿庆祝仪式,展示当地政府在保护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决心和为此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以此告诉世人:在这里史诗是活态的。

2014年巴林右旗政府为传承和发展民族手工业,给从事民族手工业的艺人提供4200平方米的“民族手工坊”作为经营场地,实行免收3年租金、免征各种税费的优惠政策,鼓励艺人依靠“巧手”致富。

巴林右旗《格斯尔》仅仅是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的一例。相信在未来,那些年代久远的传说、戏剧、歌唱、手工艺等优秀传统文化,还会以旺盛的生命力繁荣在神州大地,给我们及后人带来更多惊喜和温暖。

5,蒙古族民歌

朝戈金指出,通过对《江格尔》的深入探讨,我们应当能够为国际史诗学界研究提供我们独特的理论思考,做出我们应有的学术贡献。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期。从国际社会到国内,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日益高涨,一系列举措正在落实。对于《江格尔》的抢救、保护、传播、研究和振兴的工作方兴未艾。我们正在尝试新的保护模式,这就是“在地行动”。我们不仅仅讨论学术,我们还要推进具体的保护计划,这个计划是由政府引导、学者参与,由地方民众和歌手共同加入进来的一个全方位推进保护民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这样的遗产已经被人类的知识结构、知识框架和一般的民众观念忽略太久,它们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就是这样一个我们思考的样本。地方政府不仅关注民间文化遗产,而且还有非常具体的举措来推进保护措施,这是让我们感到我们的事业有前途的一个原因。这种基于保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工作模式,必将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积极、直接的推动作用,必将成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有益尝试。

这对于萨仁格日乐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消息,她毫不犹豫地报名并入驻民族手工坊,开启了她从女教师向女匠人的顺利转型之路。

蒙古族民歌主要分为两大类:礼仪歌和牧歌。蒙古族民歌以声音宏大雄厉,曲调高亢悠扬而闻名。其内容丰富,有描写爱情和娶亲嫁女的,有赞颂马、草原、山川、河流的,也有歌颂草原英雄人物的等等,这些民歌反映了蒙古的风土人情。

《玛纳斯》史诗研究简况

“巴林蒙古靴子的精髓就是蒙古族刺绣,平绣、结绣、补绣、锁绣、盘金绣等20多种刺绣针法都将在这一双小小的靴子上体现。”萨仁格日乐告诉记者。

2008年6月7日,蒙古族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6年突厥语民族史诗研究依然以《玛纳斯》史诗的研究成果居多。主要研究成果有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新近出版的专著《〈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前者为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的论著。主要是通过借鉴近几年来国内外相关民俗学理论和方法,即较深入地探讨了《玛纳斯》史诗歌手的特征;萨满文化在史诗歌手身上的体现;口头史诗演唱空间以及语境对于史诗文本的影响;民间文化传统对史诗歌手演唱的影响;听众与歌手共同参与史诗文本创作;《玛纳斯》史诗的口头性特征和“表演中的创作问题”等。书后所附的我国《玛纳斯》演唱大师的史诗观以及一个半世纪之前著名突厥学家对英雄史诗《玛纳斯》的调查报告都是第一次用汉文刊布。本书是作者多年跟踪调查史诗艺人之后的学术探索和研究总结。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呼唤玛纳斯》是作者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出版的学术论文集,集中了作者多年来在国内外各种刊物上发表的柯尔克孜文论文13篇。内容主要涉及《玛纳斯》史诗文本、歌手和《玛纳斯》学术史等三个方面。张永海《居素普·玛玛依〈玛纳斯〉变体中的北京、中北京之谜及〈玛纳斯〉产生年全破译》一文用历史地理学资料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居素普·玛玛依《马阿纳斯》史诗文本与史籍文献中相关资料的对比和讨论,确定了史诗中所描述的“北京”、“中北京”、“边北京”、“大北京”等地的大致方位,提出了史诗征战参与者首创史诗,玛纳斯确有其人,《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真实历史的写照等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观点。这篇论文可以说是今年比较有影响的《玛纳斯》史诗史学探讨文章,值得关注。除了上述主要成果之外,本年度发表的其他重要成果还有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的程式以及歌手对程式的运用》,卡帕尔·杜拉特《艾什玛特唱本史诗《〈玛纳斯〉第二部的语言特点之我见》,《谈谈〈玛纳斯〉史诗中马的描述特点》以及托汗·依萨克《柯尔克孜族口头传统中的固定文类》和居努斯·朱玛地力《〈玛纳斯〉大师阿克勒别克的父亲探析》等。

2016年,萨仁格日乐被评为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巴林蒙古靴子制作技艺》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那达慕

郎樱《萨满与口承文化——萨满文化在口承史诗中的遗存》萨满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萨满教及南方少数民族巫术信仰的宗教神职人员。萨满教形成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并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萨满教既是一种原始宗教,又是一种文化体系,是一座保存少数民族古老文化的宝库。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古老神话中,有许多女神传说,这些女神既是氏族部落的首领,又是主持祭祀的萨满,她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大作用。萨满神话中塑造的各类女神形象,是母系氏族社会普遍存在的女性崇拜观念的体现。在萨满教中,萨满既是具有神力、通晓神谕的神职人员,同时又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许多民族史诗、歌舞、神话通过萨满而得到传承,许多萨满是著名的歌手和舞蹈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萨满及萨满仪式处于衰微之中,但萨满观念与习俗在中国少数民族群众中依然根深蒂固。刘魁立《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北部史诗艺人和故事讲述家》19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北方,是“上帝赐予”俄罗斯民俗学者、搜集者,用来与史诗歌手和故事讲述人之间有效开展工作的活动场所。经过民俗学者多年的努力,民间口头创作及其大量的表演者赢得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关于史事歌的典型惯用语句观点,不仅有助于揭示史诗歌手表演技巧的秘密,阐明史诗歌手共同的个性特征及其作品的诗学特征,同时它又为阐明固定体裁诗歌的区别性特征及其历史过程提供了一把钥匙。

截至目前,她的顾客遍布全国各地,很多精美的靴子还走出了国门,销往日本、美国、巴基斯坦等国。

“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每年七、八月牲畜肥壮的季节举行的“那达慕”大会,是人们为了庆祝丰收而举行的文体娱乐大会。“那达慕”是蒙古语,亦称“那雅尔”,“慕”是蒙语的译音,意为“娱乐游戏”,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

哈萨克族史诗研究

萨仁格日乐翻着自己的手机相册告诉记者,她的靴子现在销量很好,每一双都是不可复制的,所以她把销售出去的靴子都拍照留念,一是为了给自己留个念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制作成教科书教给她的学生。

2006年5月20日,那达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国内培养哈萨克文学方面的院校主要有伊犁师范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新疆大学等院校中的文学院(系)及新疆的一些中等师范学校。刊登哈萨克文学方面的哈萨克文期刊主要有《新疆高校研究》、《木拉》、《曙光》、《伊犁师范学院学报》、《伊犁河》、《阿勒泰春光》等,刊登哈萨克文学方面的汉文期刊主要有甘肃、新疆等省份的一些哲学社科类期刊。期刊有限,加之研究人员又少得可怜,研究成果也比较少。

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 7资料图,图为2016年,萨仁格日乐被评为巴林右旗《巴林蒙古靴子制作技艺》项目非遗传承人。
赤峰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供图 摄

7,成吉思汗祭奠

2006年7月8日至11日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伊宁市召开了首届“哈萨克文化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由伊犁师范学院主办,当地的有关部门协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哈萨克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采取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讨论分为语言与出版、文学、文化与教育三个小组,在大会总结中又对各组讨论情况进行了交流。在分组讨论会上,专家学者们就哈萨克文化的现状及其传承与发展、哈萨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哈萨克传统文化与中华各民族文化多侧面的对比研究、哈萨克民族教育的发展、哈萨克文学作品分析以及阿肯弹唱的研究保护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了研究经验和成果,并就哈萨克文化学术研究的方向、基本方式和手段等问题达成了共识,与会代表认为全面收集、整理哈萨克文化遗产,致力于翻译、介绍哈萨克文学艺术作品,建立哈萨克文化资源普查数据库,是哈萨克文化研究和保护的当务之急。此次学术研讨会还促使与会代表及其单位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充分地认识到哈萨克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增强了责任感和紧迫感。正如师范学院院长赵嘉麒所说:“伊犁师范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培养哈萨克师资和各类人才为主的普通高校。依托地缘优势,吸收和借鉴其他高校的经验,打造哈萨克文学、语言、历史、艺术、教育、民俗研究平台,推动中国哈萨克文化传承发展,伊犁师范学院责无旁贷。伊犁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和我院拥有共同的目标,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91篇,其中专题论述哈萨克族史诗的有2篇,即黄中祥的《哈萨克英雄史诗的部族特征》和努尔江的《史诗与它的发展阶段》。黄中祥的《英雄史诗〈霍尔赫特祖爷书〉的部族特征》一文从《霍尔赫特祖爷书》、《阿勒帕米斯》、《库布兰德》等英雄史诗,探讨了哈萨克族英雄史诗的部族特征。不论是形成于10世纪前后的英雄史诗《阿勒帕米斯》,还是出现于19世纪的《阿尔卡勒克》,都烙上了明显的部族烙印。哈萨克族英雄史诗的部族特征不仅十分明显,而且源远流长。几乎在叙述每一部史诗主人公时,都要交代其部落属性。霍尔赫特、阿勒帕米斯、库布兰德等勇士都出自于吾古孜、克普恰克或弘吉剌惕部落,这也不是偶然现象,因为克普恰克和弘吉剌惕是两个比较古老的部落。民族概念的形成较晚,部落的出现得较早。从一般规律上说,民族是氏族部落发展的结果。同一部落存在于不同民族。如哈萨克族的克普恰克、弘吉剌惕等部落在柯尔克孜、喀拉喀勒帕克等同语族的民族中也有,乃曼、克烈等部落在同语系的蒙古等民族中也有。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现传承于阿尔泰语系或突厥语族诸民族中的许多英雄史诗,实际上是传承于某一氏族或部落的史诗,具有鲜明的部族特征。当我们揭示了英雄史诗的部族特征之后,同一史诗传承于不同民族中的现象就容易理解了。霍尔赫特、阿勒帕米斯、库布兰德等形成于10世纪前后的英雄史诗不但传承于哈萨克族之中,而且广泛流传于土耳其、阿塞拜疆、乌(孜)兹别克、塔塔尔、维吾尔等突厥语族的大部分民族之中。在不同的民族中有不同变体,在同一民族中还有不同的版本。不管是变体还是版本,都烙有清晰的部族烙印,富有明显的部族特征。进一步深入揭示英雄史诗的部族特征,有利于探究其草原文化的内涵。沙·加海:《浅析〈先祖阔尔库特〉》、夏·克孜尔《图克拜英雄》等论文也对哈萨克族史诗进行了探讨。

萨仁格日乐无论作为女教师还是女匠人,在她的一生中始终发扬着“匠人精神”。现在,她以一个蒙古族手工艺传承人的身份继续教学,将自己擅长的巴林蒙古靴子和蒙古族刺绣技艺传授出去。

成吉思汗祭典是蒙古族祭奠成吉思汗的习俗,最早始于窝阔台时代,到忽必烈时代正式颁发圣旨,规定祭奠成吉思汗先祖的各种祭礼,使之日臻完善。现今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祭典,就是沿袭古代传说的祭礼。成吉思汗祭祀一般分平日祭、月祭和季祭,都有固定的日期。专项祭奠一年举行六十多次。祭品齐全,皆供整羊、圣酒和各种奶食品,并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每年阴历3月21日为春祭,祭祀规模最大、最隆重。各盟旗都派代表前往伊金霍洛成陵奉祭。

论文集《哈萨克文学研究》纳入哈萨克族英雄史诗研究方面的论文有:库·阿勒甫斯巴也夫《漫谈〈叶尔塔尔根英雄史诗〉中的借喻、比喻手法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祖·赛依特加诺夫《民间英雄叙事长诗中关于马的评判》,阿·哈里《试论哈萨克民间英雄史诗》,黄中祥《哈萨克族英雄史诗所再现的萨满教观念》,穆塔里甫《哈萨克族英雄史诗中的几种生活模式》,努·道吾列提开里地《英雄史诗〈萨含德克英雄〉的时代背景》。黄中祥《哈萨克族史诗歌手研究概说》、《哈萨克族英雄史诗传承特点》在草原文化的大背景下,对哈萨克英雄史诗的形成时期和母题结构进行了分类,并对其演唱艺人、部族特征、宗教特征以及与民间文学其他样式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哈萨克英雄史诗是在浓厚的草原文化氛围中形成、传承的,始终不脱离社会生活,展现着哈萨克族充满活力精神元素的感性力量和独特的人格模式。这种文化传统体现着草原民族的根本利益,满足着不同层次精神生活的需求,成为其须臾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她说:“目前我有20多个学生,最小的30多岁,只要他们喜欢、肯学,我就愿意教。”

2006年5月20日,成吉思汗祭典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南方史诗研究

同时,萨仁格日乐还经常应邀深入小学和幼儿园,为孩子们上传承民族文化的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培养传承民族文化的意识。

8,蒙古族四胡音乐

中国南方地区的彝、哈尼、纳西、白、拉祜、傈僳、羌、普米、景颇、阿昌、德昂、傣、布依、水、苗、瑶、侗、土家、壮等民族中都流传着本民族或本支系的创世史诗。已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创世史诗文本就有数十部之多。如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彝族的《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和《物始纪略》,壮族的《布洛陀》,侗族的《起源之歌》,苗族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瑶族的《密洛陀》和《盘王歌》,拉祜族的《牡帕密帕》,傣族的《巴塔麻嘎捧尚罗》,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景颇族的《勒包斋娃》,哈尼族的《十二奴局》、《窝果策尼果》和《奥色密色》,佤族的《西岗里》,普米族的《帕米查哩》,德昂族的《达古达楞格莱标》,布依族的《赛胡细妹造人烟》,仡佬族的《十二段经》,傈僳族的《创世纪》以及苦聪人的《创世歌》等。这些创世史诗作品从叙事结构上体现出完整的体系,即从开天辟地、日月形成、造人造物、洪水泛滥及兄妹成婚、族群起源、迁徙定居、农耕稻作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创世纪序列,并始终以“历史”(各民族心目中的历史)这条主线为中轴,依照历史演变、人类进化的发展程序,把各个篇章、各个情节连贯起来,构成一个自然而完整的创世程序,向人们展示了宇宙天地、古往今来波澜起伏的历史画卷。南方史诗研究涉及彝、苗、壮、傣等30多个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和迁徒史诗,论者探讨了这些史诗的源流、各种传播形态、文本、类型,它们的艺术特点、文化根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南方史诗具有分别在祭祀仪式、生产征战环节、人生礼仪、娱乐场合演唱的传播形态,各具有不同的功能。

萨仁格日乐说:“我是个恋旧的人,到现在,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妈妈和奶奶年轻时缝制的巴林蒙古袍,那些面料现在市场上都找不到了。每年我都会带着这几套衣服去参加各种展会和比赛,不为别的,就为让世人看看我们蒙古族文化。”

蒙古族四胡音乐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蒙古族四胡最具蒙古族特色的乐器之一,擦奏弦鸣乐器。主要流传在中国北部地区的蒙古族、汉族中和蒙古国境内。一般作为说唱形式的伴奏乐器,现在也有合奏和独奏。

吕雁《中国南方民族创世史诗与神话的体系化》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大都流传着自己的创世史诗,这些史诗是在神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多以各族先民的“创世”过程为线索,将零散的、解释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的神话、传说贯穿起来,形成一部部带有古代各族先民认识世界特点、反映各民族先民心目中创世历史的鸿篇巨作。神话也因此在内容和神祇上实现了体系化,并且随着史诗的世代传唱,得到了体系化的传承与保存。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对其神话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我国南方30多个少数民族都产生并流传着自己的创世史诗。各族的创世史诗都是在其神话的基础上,经过许多代人的不断加工而逐步形成的,大多数创世史诗所叙述的内容主要是创世神话。创世史诗已突破神话的限制,
形成了熔神话、传说、记事于一炉的丰富内容和以人类为描写中心的倾向。因此,在内容上,
创世史诗中就囊括了多种类型的神话内容。除了作为主干的创世神话外,
各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动植物神话(图腾神话)
、自然神话、洪水神话、文化发明神话、风俗神话, 甚至英雄神话的部分内容,
都在这些创世史诗中得到了反映。

“我现在的事业就是在我有生之年,把我所掌握的手工技艺尽可能地教给更多的年轻人,让这份民族瑰宝传承下去”。萨仁格日乐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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