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今天在谈到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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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格斯尔》是蒙古族《格斯尔》中的重要一支,具有数百年历史,以口传与书面相结合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讲述格斯尔成为蒙古草原上的大汗,促成各部落和睦相处、共建美好家园的神话故事。”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协会会长孟和吉日嘎拉介绍。作为“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巴林右旗形成了聚合史诗演述、神话传说、祭祀民俗、歌谣、那达慕、群众文化等为一体的《格斯尔》活态文化系统。

史诗传统的比较研究也是近年的研究方向。熊黎明《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叙事结构比较》
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只有藏族史诗《格萨尔》的叙事结构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相类似,
是天上→地界—天上的圆形结构, 《玛纳斯》呈半圆形结构,
即英雄在人间诞生→立功→牺牲→死而复生结构;
《江格尔》中英雄在不同的章节中与不同的敌人斗争, 人物是中心,
串起时间和不连贯的事件,
可视为串珠型结构。类似的探讨还有张彬《东西方民族的英雄颂歌——<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王>比较》。

  格萨尔史诗里蕴含着那样一种伟大的情怀,人类关于爱、关于平等、关于善和恶的表现等,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今天在很多地方,尤其是牧区,格萨尔的说唱仍然深入到了民间生活的深处,维持着史诗演述的生态。不过这种演唱形式与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语境有很大关系,而当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文明间的冲撞,标准化教育,现代传媒发展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种环境,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抢救和保护史诗传统的原因。

口头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诗研究

抢救已经开始
扎鲁特旗是乌力格尔的摇篮。这里拥有丰富的蒙古族口头文化传统,并且诞生了《春秋战国故事》、《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等汉文古典名著的乌力格尔译本。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与扎鲁特旗人民政府双方就联合建设“研究基地”一事,签订了协议,从而拉开了集中力量、科学抢救乌力格尔的序幕,当年抢救采录下的乌力格尔演唱资料总计500多个小时。
“对于整个抢救计划来说,眼前的工作仍显得微不足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纳钦告诉笔者,目前,成熟的抢救计划已经作出,但经费严重短缺又使抢救工作步履维艰……
徐文燕说,为了支持乌力格尔抢救计划,现在地方政府每年拨款5万元,但是,要想让乌力格尔抢救计划真正落到实处,这5万元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如果当地政府能尽快支持做好组织演唱比赛、组建乌力格尔艺术团等工作,国家有关部门能提供几百万元的资金投入,那么,整个计划将分阶段进行。近期,可在3年内搜集2000小时的乌力格尔资料;中期,用6年时间对遗漏的胡尔奇进行录音,回访一些著名的胡尔奇,搜集他们记忆中的乌力格尔;长期,在20年内跟踪采访年轻的胡尔奇……”纳钦说。
纳钦认为,这样既可以建成一个规范、存储量庞大的“中国乌力格尔收藏库”,也能够使乌力格尔后继有人。
中国曲协研究部主任魏秀娟指出,少数民族传统说唱作品的挖掘是一项艰辛的工作,而整理已采录成的原始资料使之更加系统化和完整化,并且尽可能地符合其艺术原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蒙古族说唱艺术本质和特征的认识,也确实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目前,国家对于包括少数民族传统说唱艺术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比较重视,并于不久前公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名单,令人欣喜的是,乌力格尔有幸入选其中。

采访巴林右旗《格斯尔》这一国家级非遗时,记者也从中看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巨大努力:一方面,通过录制影像资料、民间搜集等方式,整理出口传《格斯尔》资料1300多小时,出版《格斯尔》文化资料200余部,完善协会及传习所等建设;另一方面,当地不仅重视文字、影像等物质上的传承,更重视有“活文化”的传承人,使其真正实现了活态传承。

早在19世纪末,维谢洛夫斯基就指出,浪漫主义者和格林兄弟学派开辟了当时尚未开拓的民间诗歌和民间故事的领域。随后出现了民族学者、民俗学者;比较文学资料扩展到如此地步,以至需要新的建构,需要未来的诗学。各民族语言的诗歌并不取决于抽象的美的概念。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流传的活形态史诗,这正是史诗学科的未来生长点。我们要从文本、文类和传统的实际出发,探讨中国史诗传统的独特规律。我们可以做到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去体验口头传统,去记录口头传统,去研究口头传统。这些传统在范围上具有难以比量的多样性,因而更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

  《格萨(斯)尔》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篇幅最长的、内容浩瀚的活态史诗传统,由我国藏族和蒙古族等民族共同创造,藏族称为《格萨尔》,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统称《格萨(斯)尔》。史诗《格萨(斯)尔》以韵散文兼行的方式讲述了格萨(斯)尔王降伏妖魔、抑强扶弱、各民族和谐相处,建设美好家园的英雄故事。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堪称中国族群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生动见证。作为格萨尔史诗传统两次申遗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口头传统研究专家朝戈金教授对格萨尔史诗传统有深入的了解,本报记者请其为读者详细解读了格萨尔史诗传统的细节及申遗始末。

(一)对国内研究状况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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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的同时,表演更需时代特色。“艺人演出要有个人特点,准确把握‘格斯尔’的人物特征后,可按照观众需求,根据时代发展与现代生活习惯,适当丰富情节、改编唱词,发挥演员的艺术才能。”老人边说边表演,如果观众喜欢逗趣故事,就多讲幽默情节;如果观众喜爱惊奇故事,便多些惊险片段……

《西藏研究》,2005年第2期。

  在仰望这些民众文化智慧的伟大丰碑的时候,我们心里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都是过眼烟云,文人学者写的一些东西可能过50年、100年以后不一定有人看,但是民间这种东西的生命力是难以想象的,有的已经传承千年。这种伟大的力量,来自于民众千百年来智慧的锻造和锤炼,是他们天才的艺术创造力凝结成的伟大的叙事传统。

6 A.B.Lord(2000: p.xiv.)
南部斯拉夫人包括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山、马其顿各族,主要分布于巴尔干半岛。1389年科索沃
战役后,塞尔维亚受土耳其统治400多年。一战后,奥匈帝国内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宣布成立独立国家。二战后新的联邦国家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马其顿和黑山6个共和国组成。1991-1992年南分裂为5个国家,其中塞尔维亚和黑山仍保持联盟。南部斯拉夫人多信仰东正教,土耳其的统治又在波黑穆斯林和阿尔巴尼亚的伊斯兰教身上留下了痕迹。

长调、呼麦、乌力格尔、伊若乐、好来宝等说唱表演,对于蒙古族同胞,就像老北京人喜欢就着大碗茶,听侯宝林的相声、小彩五的大鼓书、连阔如的评书一样——老百姓就好那一口,他们挂在嘴边的名字也有很多:像长调歌王哈扎布、乌力格尔大师毛依罕等。老一辈蒙古人在传统曲艺中寻找的,更多的是对过往的回忆,然而对于大多数更年轻的蒙古人来讲,传统民族曲艺已满足不了他们的欣赏口味。像《草原传奇》这样探索性的尝试,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思索,也为人们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留住“乌力格尔”□
丁铭/文
朝戈金/摄图片 2
节假日期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鲁北镇群艺馆几乎天天爆满,附近草原上的蒙古族朋友从四面八方赶到群艺馆,聆听“蒙古语评书”《嘎达梅林》。蒙古语的“
评书”
乌力格尔,又称胡仁·乌力格尔。蒙古语“胡仁”意为“胡琴的”或“四胡的”,“乌力格尔”意为“故事”,两词相加是“胡琴伴奏下演唱的故事”,说唱乌力格尔的艺人叫“胡尔奇”。
据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文联主席徐文燕介绍,乌力格尔是蒙古族胡尔奇在低音四胡伴奏下演唱的一种口头艺术形式,其内容包括蒙古族故事家与艺人编的中国历代传奇故事、蒙古族传统史诗与传奇故事。
乌力格尔在内蒙古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民间流传了数百年。乌力格尔起初只是以一种简单的讲故事的形式示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专业艺人在各地流动演说的方式,并且逐渐成为蒙古族曲艺的重要曲种。
据不完全统计,以优美散文形式说唱的乌力格尔有上千部之多,而且每部的规模都在1万诗行至3万诗行之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蒙古族聚居区仍然有300多位民间艺人说唱这些故事。
徐文燕说,过去,大多数胡尔奇背着胡琴云游草原,到牧民家说唱乌力格尔;牧民们也常常请胡尔奇到家中说唱乌力格尔,这种风俗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逢年过节、为老人祝寿、婚嫁等,都会请胡尔奇演唱,每逢草原那达慕或庙会,组织者更是不忘请胡尔奇前来演唱助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斯钦巴图说,乌力格尔融合了蒙古族史诗表演的艺术手法,至今还保留着部分史诗母题与程式,是受中原曲艺影响又独具特色的说唱艺术,是草原音乐、草原史诗和中原古典小说的绝妙结合,也是在中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彼此碰撞与交融中产生的口头文化。

这些年来,我国许多地方的非遗技艺都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究其成功原因,可以归纳出三点:一是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包括出台系列政策、拨付巨额资金、培养专门人才等。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各界都形成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共识,更多的人自发投入到保护传承的行列中。三是运用科技手段,越来越多的冷门传统艺术与新的媒介传播形式相结合,焕发出新活力。上述三点间也有另一层关系: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单有资金支持,或者仅凭科技投入,都不足以支持传统文化流传得更加久远。关键还得靠人,重要传承人带头引领,社会大众积极参与。

《江格尔》至今传承和传播于民众中间,这就为解决史诗研究中的许多难题,提供了长期观察和追踪研究的样本。中国有许多蒙古族说唱艺人,目前已知的《格斯尔》说唱艺人约有100多人。其中被国家命名为《格斯尔》说唱家的有桑巴拉敖日布、苏鲁丰嘎、罗布桑、乌泽尔、胡亚克图、罗日布、照·道尔基等人。帕杰被命名为《格斯尔》说唱家。《格斯尔》工作连续被列为“六五”、“七五”、“八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经20多年的普查已经发现100多位艺人,录音、记录近1500多小时的资料。斯钦孟和根据蒙古族史诗艺人的跟踪研究撰写了《大师级格斯尔艺人金巴扎木苏传略》,他指出,迄今搜集的100多位《格斯尔》艺人的1500多小时的资料中,金巴扎木苏一人的资料占300余小时,占总量的20%。转写成文字总共12.2万诗行,其中已出版9.2万诗行。这是国内外出版发表的一位艺人演唱的最长的、章节最多、规模最大的诗韵体《格斯尔》文本。演唱这部大型史诗文本的艺人金巴扎木苏是开展全国性《格斯尔》工作以来发现的最重要的民间史诗艺人。由斯钦孟和、巴图整理的《格萨尔全书》第四卷对《颚尔多斯》和《乌苏图召》手抄本进行校勘和注释,并就相关史诗文本的来源撰写了学术导论。在我国,近些年对东蒙古民间乌力格尔演唱的研究逐渐升温,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纳钦《胡仁·乌力格尔及其田野研究途径〉》根据田野作业对蒙古族大型口头艺术——胡仁·乌力格尔及其学科空间、胡仁·乌力格尔口头传统现状、胡仁·乌力格尔音声文本种类与价值、语境中抢救胡仁·乌力格尔的有效田野作业途径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与体会。陈岗龙《东蒙古本子故事表演中的汉族说书赋赞和戏曲影响——以护背旗、虎头靴、绣龙蟒袍为例》对蒙古本子故事、蒙古英雄史诗与汉族的赋赞和戏曲做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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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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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从赤峰到锡林郭勒、从呼伦贝尔到通辽,老人用精湛的技艺将《格斯尔》的故事唱遍了内蒙古,又从内蒙古唱到了全国。如今,老人已传承并创作43万行诗歌、56首曲调,演唱时长达800多个小时,成为《格斯尔》演唱艺人的杰出代表。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答: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各个民族在发明文字前,大量的信息交流都是用口传的形式,可惜很多东西在历史长河中逐渐遗失了。历史上也有包容丰富的叙事史诗,比如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以及欧洲很多史诗传统,但它们多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步消失了。通过格萨尔史诗,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漫长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在文明的提升过程中,他们能创造什么样的语言奇迹。

新时期,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史诗的抢救和研究,先后把它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将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列为“九五”重点目标管理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的史诗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该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课题组,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中国三大史诗和南方史诗研究专著4部,《中国史诗研究》丛书7部。上述著作具有以下特点:1,纳入研究的资料范围广泛,包括国内外发现的几乎所有的史诗书面文本;2,从社会、文化和历史形态角度探讨了史诗的形成、发展规律,初步认定了各民族的史诗类型及其历史文化渊源;从书面文本的结构分析层面上研究了史诗的叙事特点。总之,这套丛书全面描述了中国史诗的总体概貌、重点史诗文本、重要演唱艺人以及史诗的主要问题。可以说它是在我国三大史诗和其他数百部中小型史诗的资料基础上的系统研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

“ 我一死,故事也就带到棺材里去了”
扎鲁特旗文联主席徐文燕告诉笔者,乌力格尔曾在扎鲁特草原源远流长,造就了著名的说唱家琶杰、毛依罕等,其中《英雄格萨尔汗》和《蟒古斯征服记》等多篇英雄史诗,成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
“但是,这种在蒙古族民间流传了数百年的活态口头文化,现在正面临消亡的危险,如果再不采取抢救措施,这份被少数老艺人记忆的珍贵口头文化遗产,将会消失……”徐文燕说。
据了解,多方面原因造成这一局面。
一方面,是乌力格尔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老百姓特别是城市年轻人的“兴趣点”已偏离传统民族文化。目前,虽然男女老幼都喜欢乌力格尔说唱,但真正的乌力格尔迷还是那些中老年人,年轻人更愿意看电视节目或是参加其他的娱乐活动。同时,由于乌力格尔主要流传于蒙古族聚居地,绝大部分是用民族语言或方言说唱,所以,很难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另一方面,乌力格尔人才短缺。现在,演唱乌力格尔的大多是一些老艺人,他们大都年老多病。如今,整个内蒙古和东三省能说唱乌力格尔的胡尔奇只剩下60多人,而能够演唱整部乌力格尔的胡尔奇少之又少。
年届花甲的扎鲁特旗文化馆工作人员劳斯尔是当地为数不多的乌力格尔艺人之一,他告诉笔者:“在现代媒体影响下,听众的审美情趣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因此,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听唱乌力格尔,就更不用说去学了。”
现年73岁的金巴扎木苏是目前国内乌力格尔大师,也是锡林郭勒草原上唯一一位能够用纯熟的技艺说唱乌力格尔的老人,在谈到乌力格尔时,老人那洪亮的嗓音里充满了苍凉:“我老了,我一死,故事也就带到棺材里去了!”

《格萨(斯)尔》与《玛纳斯》《江格尔》并列我国三大古典民族史诗,由蒙古族、藏族等民族共同创造,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统称为《格萨(斯)尔》,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之一。

《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问:格萨尔史诗传统是由说唱艺人来演述的,但很多人并没有听过,对此并不了解,它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能传承千年?

巴尔干专家又是如何看待帕里对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的影响呢?

虽然有些乌力格尔说唱老人已经走了,然而从四面八方来听书的蒙古族同胞身上,我们依然能感觉到这一古老艺术活在人们心中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巴扎木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蒙古族《格斯尔》的收集、整理与表演上。故事、曲调不全怎么办?老人搜集、钻研各类书籍,从中整理归纳出符合艺术要求的故事片段。还有缺失怎么办?他遍访牧区,寻找老艺人、老牧民,将口口相传的曲艺故事记诵下来。

《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贾木查主编,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年轻的艺人们聚会在青海湖边

Norak,Chadwick,Victor Zhirmunsky 1969 Oral epics of Central Asia,
中亚口传史诗,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留住“乌力格尔”

被赋予时代特色的《格斯尔》,要想更好流传下去,还得靠一代代传承人接续努力。在传承技艺时,老人始终秉承兴趣是第一要义的想法,“只有真喜欢才能学得会、学得好。”上世纪90年代起,老人毫无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徒弟们,如今,400多名徒弟中已有30多人能够独立演唱10多个小时以上的《格斯尔》了。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答:它是世界上今天所能见到的最长的活形态史诗,前一阵有媒体说它是唯一的活形态史诗,这是不太准确的,但是它是最长的。而且它在蒙古族和藏族的传承中达到的语言艺术水平非常高,言词很优雅,用语很丰富,音调铿锵,能极其鲜明生动地塑造人物。

19世纪中叶英国实现产业革命,世界历史面向现代工业社会。18-19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席卷欧洲大陆,知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在中欧、东欧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欧诸民族,他们将民俗学与独立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正当性结合起来。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众的诗歌之中,因此,对原始口头文化的发现,开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从此人们开始对口述的半口述的以及源于口述的文化予以重视。如德国的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85-1863; William Grimm,1786-1859)便是典型的一个例子。

发布者:中国民族报信心中心 发布时间:2006-3-17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保护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面临不少挑战,比如经费不足、后继乏人、濒临失传等。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更好地“活”下去,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柴达木开发研究》,2005年3期。

  问:您曾经说格萨尔史诗传统是口头艺术的奇迹和丰碑,如何理解?今天在广大的流传区域,格萨尔史诗的流传是怎样的状况?

Reichl K.1992 Turkic Oral Epic Poetry, 突厥口传史诗,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1岁的苏利得,也是《格斯尔》说唱的小学徒。5岁时,他被爷爷讲的《格斯尔》神话故事所吸引,长大后在校园中继续接触《格斯尔》艺术,“将来我想当一名格斯尔文化老师,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苏利得说。通过学习,他和身边20多名伙伴已经学会演唱《格斯尔》。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 年第4 期。

  新闻背景 近日,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新闻通报会。2009年9月26至28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我国的格萨(斯)尔史诗传统被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民族文学研究所建所20年来,逐步形成了一个老中青相结合、语言门类布局合理、研究重点突出、人员优化组合的史诗研究队伍。一些资深研究员已经在史诗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经验。
我所的一些研究者从1960年代开始积累了史诗研究资料,大多数为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包括录音的口头文本、各种手抄本和刻本、图片和实物资料等。同时,他们对散落各地的地方资料也做了相应的统计工作。我所于1999年申请建立院级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目的在于通过现代化手段,抢救濒临消亡的活态口头传统。资料搜集范围主要是各民族史诗的口头文本、音像资料和艺人资料。资料库在口头传统资料的采集方式、手段、文本整理、编目归档、保存利用等环节,都实行了现代化的系统管理,其资料的规模、完整性和耐久性,对我国史诗研究来说,都将是空前的,基本上达到了与国际接轨的要求。

49岁的图门乌力吉就是其中之一。他跟随老人学习10多年,已能演唱《格斯尔》达20多个小时,还成立了组合并开始传授学生。前不久,他还到上海进博会为各国来宾表演,让《格斯尔》走上国际舞台。

托汗依萨克:《艾尔托斯吐克史诗的变体及其艺术特色》,见《新疆少数民族古籍论文选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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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流布研究

长期生活于此的金巴扎木苏,出身于传统说书艺人家庭,汉语、蒙语切换自如,精通乌力格尔、好来宝等各类蒙古族民间说唱与音乐。年轻时,每每看完《三国演义》《兴唐传》等汉文通俗小说,他便将其改编成蒙语说唱,为牧区群众表演。那时牧区娱乐活动匮乏,他每到一处,牧民就会聚集起来看表演。“草原人民热情好客,如果天黑前我赶路没到地方,便会就近找一户蒙古包,给他们讲故事,管吃管住。”老人回忆。

《西藏研究》,2005年第2期。

  传承千年,人类口头艺术的奇迹和丰碑

2003年度民族文学研究所加大力度推进院级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建设,围绕史诗研究重点学科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这包括成立“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在美国出版《口头传统》英文杂志“中国口头传统专辑”;在全国“民间文化青年网站”上开辟“口头传统”专栏;在三联书店《读书》杂志上发表“口头传统专辑”。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我所的史诗研究,扩大了学科建设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民族文学研究所“史诗重点研究室”研究人员不断推出科研成果,其中不乏学术精品。现将2003年度民族文学所史诗重点学科工作概述如下。

记者手记

《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

桑珠老人

史诗《格萨尔》起源于古代的部落社会,它继承了古老的说唱故事、谜语或占卜的传统,具有浓厚的西藏本土信仰——本教色彩。史诗大约形成于11世纪。青藏高原传统的牧区,自古以来是艺人辈出的地方。西藏的那曲、阿里、昌都;青海的果洛、玉树、海南;甘肃的甘南;四川的甘孜、阿坝以及云南的迪庆,这些地区分散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地带。这些地区正是史诗广泛流传的地域,同时也是操康方言和安多方言人们生活的地区;这里又是藏人赴拉萨朝佛、朝圣的必经之地,也是藏人与内地各民族交往的重要地区,人口具有流动性。除了藏族以外史诗流传于中国的蒙古族、土族、纳西族、裕固族、普米族地区,与他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史诗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流传在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图瓦。在史诗传唱的过程中,这些不同地域的人们,加强了彼此的文化交流。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和不同族群中间,说唱艺人们共同讲述着格萨尔的故事,英雄的形象和主题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看着年幼的苏利得认真学习技艺,金巴扎木苏老人眼中满是希望:“这些孩子是我们巴林右旗《格斯尔》的未来,我会尽自己所能,将《格斯尔》一代代传承、发扬下去。”

巴莫曲布嫫:《叙事界域与传统法则: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例》,
第2届青年民间文化论坛论文,2004年 8月。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以期在口头文学研究领域,通过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共同促进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双方在各自的学术阵地——《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和《口头传统》(英文)上,分别出版“美国口头传承文化研究专辑”(中文)和“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专辑”(英文)。《口头传统》是目前欧美最重要的口头文学研究专刊。3

一位耄耋之年的银发老人,一袭灰白色蒙古长袍,一把70年的四胡,一句句节奏鲜明的蒙语说唱词句,共同演绎出充满历史沧桑与厚重感的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研究发展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斯)尔》内蒙古唯一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86岁的金巴扎木苏,正在向徒弟传授技艺。

《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

(一)“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建设

巴林右旗《格斯尔》仅仅是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的一例。相信在未来,那些年代久远的传说、戏剧、歌唱、手工艺等优秀传统文化,还会以旺盛的生命力繁荣在神州大地,给我们及后人带来更多惊喜和温暖。

《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Bauman,Richard 1977 Verba Art as Performance,
作为表演的语言艺术,Prospect Heights:Waveland。

活态传承 关键在人

2005年度史诗研究综述

Honko, Lauri 2000 Textualising of the Siri
Epic,印度西里史诗的文本化研究 FFC No.264,Helsinki, Finnland。

结语

早在197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已经开始了保护民间文学的活动。今天在谈到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时,这个题目的含义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地位和它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传统的哲学强调整体高于个体、理性优于感性;文明观念中有发达与落后之分野;文化上似乎还有所谓先进和落后之分。但是,从学术的和人类实践来看,晚近人们所关注的,似乎更加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总之是强调个性的呼声高涨。这说明,这些代表个性的文化或文明遭到前所未有挑战。当一个人生命垂危的时候才有抢救的问题,弱者才需要保护。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就是处于这样的境地。但是,保护并非目的。民间文化的保护,它的特别意义在于,只有在今天人们才有可能摆脱固有的偏见,不管这种偏见是来自种族的、地域的、语言的、宗教的等等。在今天看来,我们应该克服这些偏见。不然,带着有色眼镜来进行价值判断,只会阻碍民间文化的发展和保护。

现在要比过去更加关注游吟歌手(bards),歌手通常是具有高度天赋的表演者,尽管他们中也有一些普通的艺术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以我国新疆阿合奇县柯尔克孜族活形态的口承史诗传统为民俗学的实验基地,重点研究了以居素普·玛玛依为代表的史诗歌手,揭示了他们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认同,师承方式和社会关系。作者《谈〈玛纳斯〉大师居素普·玛玛依演唱史诗的语言特色》、《玛纳斯奇表演和史诗戏剧化特征》、《江格尔奇与玛纳斯奇比较研究》等系列论文,对史诗歌手的表演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作者还翻译了《柯尔克孜文学史》一书,这部中国柯尔克孜族文学史重点介绍了史诗《玛纳斯》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概述了玛纳斯奇的生活史和演唱生涯。托汗依萨克《艾尔托斯吐克史诗的变体及其艺术特色》通过史诗艺人的具体演唱篇目来研究文本结构,对突厥口传史诗的变体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外国的理论,实在是从他们自己的学术史的问题出发的,比如口头诗学(oral
poetics)的视角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套路。要知道,这个套路的霸权野心,它要在全世界找到它的科学证据,就像美国的麦当劳到处开分店。当然,用帕里和洛德的理论来研究中国评书或弹词,这已经是别处生发,它会产生新的创新,就像鲍曼(R.Bauman)的表演理论是别处生发的新探索。7
口头诗歌的学说,它能够解决我们的一些操作层面上的问题,比如,文本分析,它有上百个术语让你借用。对题材样式的鉴别,该理论已经从比较口头传统的角度谈问题,这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缺少现代语言学等领先科学的训练,因此,以诗治诗,以史治史。靠故纸堆里的一把火是照不了多远的。大而言之,民俗学若只是历史学的研究法,老是向后看,它的命运就会像现在一样,非常尴尬!在现代民俗学史的背景中,19世纪浪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20世纪现代民族志学者,他们对待口头传统史诗有着不同观念。本民族学者与他民族学者对待口头传统史诗也有不同态度。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民间口头传统往往被本民族的知识精英所利用,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民族民间文化被奉为经典,史诗被确信为民族精神的惟一象征,是民族意识的载体。这些现象是和民族国家的历史相关联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这再一次证明,爱国的、民族的和民主的知识精英,他们可能凭借一时之需要,关心民众的文学,如中国的“五·四”歌谣学运动、解放区新秧歌运动等。

《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Foley, J.M.1998 Teaching Oral tradition,口头传统教程,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吴一文、覃东平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

史诗说唱,说到底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与人们的岁时仪式生活关系紧密。每年的藏历新年、六月里的雪顿节、婚丧嫁娶等场合,人们要请格萨尔艺人说唱。孩子出生时要唱《英雄诞生》。藏区7、8月的“赛马会”、秋季的“浪山节”时要演唱《赛马称王》,每年藏历4月15日朝圣转山转湖之后,每年正月十五传昭、祈祷法会时,艺人都要说唱《格萨尔》。在康区、安多藏区,流行“格萨尔恰姆”的宗教舞蹈,一种兼说唱、宗教跳神舞蹈和民间勇士舞蹈为一体与打击乐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四川甘孜的佐钦寺每年举行一次大型的“格萨尔恰姆”演出。后来这一节日传到青海贵德县罗汉堂乡的昨那寺。此后,每年农历5月29日就演出这种舞蹈,还有13名大将的习武表演等。史诗被移植为藏戏,深受人们的喜爱。

刘宗迪《归来的歌手——〈故事的歌手〉读后》向学术界再次推介史诗理论的经典之作《故事的歌手》。正如20世纪的诗人如庞德扩大了史诗作为文类的界限,20世纪的批评家从鲍勒(C.
M. Bowra )、蒂里·亚德(Tillyard)到路易斯(C. S. Lewis),
寻求一种分类学的框架或类型学,将原创的或口传的史诗与拟制之作或书面文学的史诗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对于口传史诗的调查从南斯拉夫开始,帕里(Milman
Parry)还有后来的洛德(Albert
Lord),这条线一直延伸到对以下地区的口传材料的研究,如阿尔巴尼亚、土耳其、俄罗斯,以及非洲波里尼西亚、新西兰、美洲,本世纪初开始的对中国和日本史诗之研究已经很兴盛,非洲史诗的研究正如火如荼。由此可见,中国的史诗研究期待着与世界史诗研究实现更高层次的对话。

YIN HU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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