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通读者写出来的作品,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图片 1

现在很多诗的弊端是过于冷静客观以致冷酷,凸显智性却丢失了血性与热情,自动放弃了情感的巨大力量。这样的诗歌没有温度,像温吞水,让人读了感到麻木。很多诗人在写这样的诗,他们尽管在力求显现辨识度,读者却无法从中看到什么辨识度。

图片 1

21世纪新诗整装再出发

作者:叶延滨

汪国真先生走了,似乎是冥冥中的某种力量让他的生命停留在59岁,没有迈入花甲之年。正如他年轻系列诗作一样,他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年轻里。近些天,关于汪国真与诗歌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汪国真是个极有争议的诗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汪国真的诗一度洛阳纸贵,他的诗流行之广,无以复加。汪国真曾让一代年轻人感动,他曾经叩响过他们的心弦,让他们从他那里获得一种对自我和生活的感悟与发现。汪国真的诗给了我们许多美好的青春正能量。后来诗坛的“倒汪运动”让红极一时的诗人归于沉寂。今天我们再度回首诗歌对一代人的影响,汪国真的诗歌或许不够深刻,或许艺术性也有所欠缺。但是他的诗对现实与人的干预,是更多诗人做不到的。感谢汪国真诗歌为我青春作伴,我想,如果让我给汪国真定义一下,他应该是“青春诗人”。诗人王小川说,汪国真的诗歌确实影响了一个时代,尤其是文艺青年。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不是诗人,写的东西不是诗词,那么直白,有的甚至是顺口溜。那就请你用文本说话,去影响一代人,一个时代……我非常赞同王小川的评价,汪国真不是大师,但他是诗人是无疑的。我们追念诗人不是为他在诗坛封圣,而是铭记他的诗对一代人的影响,这是不容易抹杀的。

打开一期杂志,我们看到的诗,感觉雷同,语言近似,很多句子程式化、流行化。诗人写作的过程近乎原始记录,不动声色,更不动感情。把诗最根本的东西——打动人心的功能,彻底丢弃。只注重表现自我内心,而忽视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动疏离了与读者的勾连。大众对新诗的关注度降低,其责任在谁,不言而喻。

开始更广泛接触诗始于《为你读诗》的公众号。初始缘由不是诗的韵律有多美,而是每天不同的读诗人那富有磁性,非常有感染力的嗓音深深吸引了我。于是乎,每天听一首诗成了我的一个习惯。伴随着听诗时间的增长,我慢慢喜欢上了很多诗的内容。只是喜欢归喜欢,对于懂行方面,我属于小白级别。充其量也不过是从字面意思去揣摩它的一些含义。

当代诗人只有不断自我激励、高远其艺术追求,才能改变“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的创作现状;只有将创新作为诗歌创作的驱动力和生命线,才能克服题材和手法上的惯性和盲从;只有力争在意象选择、修辞美学、想象路线及风格形态上别具一格,才能写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优秀文本,最终使诗坛呈现出大气、鲜活、多元的新时代气象

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让诗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文学皇冠”艺术,变成了大众传情达意的工具,繁荣和杂芜共存,多样与无序同在,先锋与通俗携手。诗歌这门艺术,其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在一些人那里,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更有激进者和无知者进行无底线的尝试,以惊世骇俗的语言涂鸦从事所谓的诗歌写作。因此,真正热爱诗歌并坚守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这是诗人的天职与担当。

汪国真的诗歌的青年中的影响力没有一个当代诗词人能比,但是,他的诗从来没有进入严肃文学的评价体系之内。伴随他的一直是两极分化的观点,有人爱之若狂视为偶像,有人嗤之以鼻大加挞伐。江河对汪国真的评价很不堪,说他的诗完全是对诗歌的毒害,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唯一作用就是阻碍。他羞于同汪国真被称为一个时代、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一个屋檐下的诗人。杨典先生这样说:八十年代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常的诗人会读汪,那简直是笑话。读汪的只有普通市民或中小学生。正因为汪那种俗不可耐的浅薄被广泛推销,九十年代的精神才会沦入虚无主义。汪的作品为读者媚俗化起了极坏的作用,并把大家在八十年代就树立的对严肃文学的爱,变成市场化的鸡汤。真正的诗歌被世俗误解,他要负一份责任。他的作品从来就跟中文和现代汉语写作毫无关系,这是不要争议的。任何一个最初级的真读书人,都能一目了然其作品的恶俗和浅薄。关于汪国真之死,评论家朱大可说:大家不懂诗的话,还是默哀的好……也就是说,学界对汪国真的非议并没有因为汪国真的去世而结束。

降低写作难度已经成了很多诗人的习惯性。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与普通读者写出来的作品,没有多大区别,那还要我们诗人做什么?平铺直叙、大白话、白开水的所谓诗充斥于报刊及微信平台,人人小感觉,处处有鸡汤,败坏的是大家的胃口。个人的思想感情与时代脱节,所写的诗与人民所想所盼无关,这是需要诗人们反思的。

不知不觉间,21世纪已过去近18年。对这18年中国新诗发展状况的认知,评论界观点可谓姚黄魏紫、仁智各见。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一种意见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的新诗已经彻底边缘化,在生活中充其量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另一派观点认为,新世纪诗歌空前繁荣,写作队伍、作品数量、受关注程度、传播速度与方式均处于理想状态,诗坛氛围是朦胧诗之后最好的阶段。那么当今诗歌境况究竟如何?它是否从20世纪诗歌那里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独立个性品质?它是改变新诗边缘化境况,还是加速诗坛内在沉寂?更进一步,它还需要克服哪些困难、避开哪些“陷阱”?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所证明的诗之大道。百年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就是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来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等,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的气象……百年新诗历史中,对于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写一部厚厚的专著。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宁夏诗人杨森君对那些挑剔汪国真诗歌的人说,作为挑剔者,挑剔是你们的权利,只是,你们的诗歌又如何呢?我们不写或写不了“汪国真体”诗歌,我们可以选择别的体写,井水不犯河水,不要排斥他人的写作。诗歌能否被读者接受,是读者说了算,而不是由写作者说了算。

耐不住寂寞,没有沉潜之心,不能长期坚守自我,总是跟在潮流的后面,是无法写出好作品的。今天的诗坛,需要更多的沉思求索,需要崇高,需要引领,才能抵制那些无聊、自娱、泡沫、垃圾。

最近写作群里李漩老师地到来,让我对诗歌有了一个颠覆性的认识。源于他近期写了一首诗叫《大雁》:

人间依旧要好诗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也是诗人今后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诗坛空前繁荣纷杂,认真梳理一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以下三种创作主潮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值得总结经验,以推动诗歌健康发展。

我们今天说,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栁词。说明柳词是为百姓书写。大唐那个诗歌帝国有李白、杜甫帝样伟大的诗人,但也能容得下白居易。难道因为他的诗村妇都能听懂就是诗歌的耻辱么?小朋友爱看《喜羊羊与灰太郎》,他们错了么?为什么我们容不下汪国真?如杨典所诟病的,汪国真的诗只有普通市民和中小学生爱读。我不禁要问:普通市民和青春少年喜欢汪国真的诗,汪国真何错之有?那个读者群何错之有?我们的诗人和评论家们有足够的理由批评汪国真,比如批评其思想性、艺术性及写作技巧等等。喜欢汪国真没错,说明你年轻过。批评汪国真也没错,说明你成熟了深刻了。但是,如何把诗写进人心大概是诗人在琢磨技巧、意境、艺术等诸多元素时更应关照的。

我们的诗坛,要去掉圈子化、功利化、世俗化,营造良好的诗歌风气。编辑要真正认真看稿,不要因人发稿,而是真正挑选出优秀的诗作。特别是要多关注底层作者的作品。

当你向大地微笑的时候

“彻底边缘论”和“空前繁荣论”都不无道理,体现了诗坛部分真实,同时也遮蔽了一部分真实,两种观点强烈对立也说明现象纷纭、情况复杂。总的来说,“彻底边缘论”过于悲观,因为诗坛还有许多良性因素潜滋暗长。上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荡涤之后,诗坛不复往日热闹景象,但也纯净了诗歌写作队伍,使将诗歌视为生命的诗人凸显出来。从读者角度看,人们不是不需要诗,而是需要好诗。汶川地震次日,沂蒙山一位普通作者创作的《汶川,今夜我为你落泪》贴在博客后,很短时间内点击量达600万,这表明当下社会急切呼唤好诗。

其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孕育了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一代有机会接受现代文学思潮。《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整期发表了参加这次活动的17位诗人的作品,引起轰动。其中部分诗人正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这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现代主义诗潮得到主流诗坛的认可。中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潮被称为“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传统读者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同时由于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朦胧诗的出现,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的效应。中国的现代主义思潮,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

我每看我们身边的许多所谓诗人甚至是著名诗人,动不动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式,倡导这个主义,自命是什么先锋派,什么后现代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实话实说,我无法容忍。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写不好诗无妨,悄悄写,也别聒噪。古人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流泪”“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天资不够无妨,勤能补拙。那个“脑瘫诗人”余秀华一夜成名。这个女人的诗良莠不齐,但的确不乏佳作。但有人逮住人家的短处不放,大加抨击。我看大可不必,有本事你把自己的好诗拿出来影响读者。

其实还是有不少诗人在创作着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作品。那些真正俯身于艰苦写作的诗人,我们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呵护。他们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在逆流中坚挺着,因为他们知道,有魂在,有精神的支撑,诗才会有力量。

长城内外春暖花开

另一方面,过于乐观的论者往往耽于表象,对喧嚣背后的隐忧估计不足。他们没有客观认识到新世纪诗歌之“热”大多仍限于诗歌圈子之内,诗歌作品和公众还有距离。新闻报道偶有涉及新诗,往往是诗歌外围“八卦”,几乎不涉及诗歌本身。比如,有人发明自动写诗软件,该软件可以将不同词按一定逻辑关系组合,一月不足就写了25万首诗;比如,某位实力派诗人,其最初成名不是因为诗作被争相传阅,而是因为诗歌之外关于个人境遇与身份的炒作。

其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经过近四十年多次流变而成为诗坛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批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邵燕祥、昌耀等重新回到文坛,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这两部分诗人在七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表现大众生活、呼唤思想解放的诗篇,如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傅天琳《汗水》等。这种潮流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具有较强的民族性,与现代主义形成并立潮流。到20世纪90年代,诗坛这种关注现实的诗歌发生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为普通百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这些作品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于坚、尚仲敏等诗人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诗人,如写乡土诗的马新朝、田禾等。进入新世纪后,成熟并且风格鲜明的诗人依然引领诗坛,如诗人吉狄马加写了大量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力作,诗人陈人杰连续三届担当援藏工作,在高寒之地写下心血之作《西藏书》,梁平对巴蜀文化的诗性解构,胡弦对人性的深度探求,张执浩朴质口语的诗性表达等,都呈现了关注现实的特征。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

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当今诗坛,汪国真是一个踏踏实实写作的诗人,与诗坛的诸多浮躁聒噪和故作高深相比,他更真实更亲和,他把诗真正写给时代。对于他,我们不必神化,但也不必抵毁。(闵生裕)

每个诗人都要直面自己作品与自己内心情感的关系问题。你的诗句和你的心灵是什么关系,这是不能逃避的。只有发自内心、感动了自己的诗句,才会被读者接受。我们应努力去创作完成带体温、有血性、有激情、能感染读者的诗歌。要扭转风气,引导风尚,重要文学期刊、诗歌刊物应该起好带领和导向的作用。

总的来说,21世纪诗坛态势更趋向喜忧参半的复合,既不像“彻底边缘论”者宣称的那么悲观,也不如“空前繁荣论”者以为的那么乐观,它正处于平淡而喧嚣、沉寂又活跃的对立互补格局之中,边缘化和深入化并存,俗化和雅化共生。也正是在充满张力矛盾的生态中,诗歌沿着自身逻辑蜿蜒前行。

作为诗人,要认真倾听人民的心声、社会的呼声,认真负责地对过去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批判、总结,担当起我们的责任。然后,以全新的姿态和面目走进新时代,赢得人民大众和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人民和读者是不可以随意丢弃的。今天的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我们能为他们奉献出什么样的作品,是值得我们每一位诗人认真思考和面对的。只有把个人血脉的温热和人民、民族的历史现实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

当我向你表白的时候

九层之台起累土

你已在群山之外

总结起来,当前新诗创作发展有以下三方面积极态势。

一是诗人们逐渐摆正诗在生活中的位置,认识到“街谈巷议皆是诗”的盛景不是常态,但人类需要诗歌,诗歌绝不能沦为空转的“风轮”,应该有所承担。基于这种认识,诗人们更加踏实地在现实生活中攫取诗情,使写作伦理得以端正和稳定。大量作品不再“纸上谈兵”“网上谈兵”,而是现实感显豁,元气淋漓。如郑小琼的《表达》将钢铁与肉体两个意象并置,赋予诗歌以情绪张力,其对人类遭遇和命运的关怀令人感叹。由于诗人们直觉力非凡,许多作品能够突破事物表面,直抵事物根本,显示出深邃智慧和生命关怀,琐屑的生活细节被人性光辉照亮后,玉成一种精警的思想发现。21世纪诗歌这种关注此在、现时世界的“及物”追求,进一步打开存在的遮蔽,介入时代、直入现实、触及心灵。

一场雨就凉了一秋

二是在艺术表达水准上普遍有所提高。很多诗人依循意象、象征、抒情的传统路数,但技巧运用上愈加娴熟,风格辨识度趋高。此外,不少诗人自觉挖掘和释放细节、过程等叙述性文学因素能量,把叙述作为构造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以缓解诗歌内敛积聚的压力。返璞归真的朴素风格得到强化,这一点在21世纪诗歌中更为普遍,大多数诗歌以自然、清朗的姿态甚至亲切说话的方式呈现出来。江非的《时间简史》以倒叙方式观照农民工生活,内容本身似乎离文化、知识、文采很远,经诗人“点化”后却产生无技巧的力量,切入人的生命与情感旋律,逼近乡土文化命运的实质,显示诗人介入复杂微妙生活能力之强。

只一碗包谷酒

三是诗人们认识到,诗歌创作需要以充分的个性化造就诗坛的丰富性。创作个体需要不断锤炼自身诗歌的情感形态、想象特征和话语运思方式,使诗坛成为多元对话的平台,更成为纷繁因子运动与聚合之处,呈现一片精神高扬、绚烂丰富的文学景观。如伊沙机智浑然如常,陈先发的诗常有小说化、戏剧化倾向,李轻松的诗讲究情感的浓度和深度,朵渔深邃沉实……这些风格鲜明的创作实践保证了作品的个性化和生态的丰富性,构成诗坛活力、生气和希望的基本来源,也是诗坛生态健康的表现。

米仓山的叶子就红了。

只待英雄驱虎豹

相关文章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