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歌的形式来叙述已经死去的英雄的故事,巴林《格斯尔》是蒙古族《格斯尔》中的重要一支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保护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面临不少挑战,比如经费不足、后继乏人、濒临失传等。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更好地“活”下去,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中译本前言,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10-11页。

  《格斯(萨)尔》史诗的本体研究,这次研讨会上出现了对史诗文本的新颖的阐释,《格斯(萨)尔》史诗的新的理论、方法论和理念,也落到了蒙古《格斯尔》乃至巴林《格斯尔》。

毛依罕老师接过画仔细端详了一番,笑着,顺手拉起胡唱道:“咏钟经师的小喇嘛/年龄不大本事大/一心竟能当二用/边听说书把我画/画我老汉握四胡/腰板挺直架子大/画我歌颂新社会/掏尽真心把时代夸/城乡巨变惊僧俗/展望前景美如画……”这段即兴好来宝,信手拈来,引得在场的听众笑得前仰后合。

人类对史诗的认识,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把史诗列为重要性仅次于悲剧的文学类型。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家则把史诗放在所有文学类型的首位。近代以来,也有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把文学大略地分为三种类型,即抒情的、戏剧的和史诗的。随着人文学术的发展,史诗研究也逐渐跨越了古典学、语文学和文学的学科界限,吸纳了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产生了许多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西方学者的史诗观念是建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史诗以及中古欧洲史诗基础上的,文艺复兴、近世史诗以及现代史诗传统也被纳入史诗研究的范围。古希腊丰富的史诗传统为希腊哲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供了思想的天地,这些学者留下了他们关于史诗的理论遗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史诗和历史的叙事进行分辨,认为史家所做的仅仅是记录。亚里士多德注意到史诗的形式,认为它是叙事的而非戏剧的形式,他的目的是要把史诗与悲剧加以区别,同时也把史诗与历史做了区别。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悲剧是一种摹仿艺术,摹仿高贵者的行动,摹仿的媒介是节奏、唱段和格律文,由对话、合唱等不同部分所组成,采用演述的方式。应该说,亚里士多德关于史诗的分析对后来的西方学者影响很大。史诗作为一种类型,成为叙事文学的鼻祖,荷马史诗业已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范例。

《格萨(斯)尔》与《玛纳斯》《江格尔》并列我国三大古典民族史诗,由蒙古族、藏族等民族共同创造,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统称为《格萨(斯)尔》,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之一。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史诗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这是因为相对于汉族来说,我国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蕴藏丰富,尤其以口传的长篇叙事诗歌和史诗最具民族特色,传承时代久远,流传地域广阔,与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文化认同联系紧密,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量,最能代表各个民族的文学成就。我国北方民族以英雄史诗见长,藏族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被学界并称为三大英雄史诗,其中《格萨尔》史诗有近千年传承历史。南方傣、彝、纳西、哈尼、苗、壮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创世史诗文化英雄的史诗和迁徙史诗,其形态古老,类型多样,与民间仪式生活交织在一起,至今仍然具有文化凝聚力量。关于这些史诗的源流、各种传播形态、文本类型,它们的文化根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学者们多有论述。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族学者诺布旺丹博士首次在藏族《格萨尔》学界提出了《格萨尔》史诗的文本化概念,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历史人物格萨尔成为史诗人物的历史阐释的文本化过程。旺丹提出格萨尔从历史人物变成史诗人物经过了历史神话化、神话艺术化两个阶段,并且经过了佛教化。《格萨尔》史诗文本化的结果是史诗成为佛教经典,格萨尔成为藏民族的本尊神。旺丹的论文对蒙古《格斯尔》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

★曲艺大师指导下成长

自11世纪以后,史诗《格萨尔王传》在漫长的流布和演化过程中逐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史诗也不断被书面记录下来。历史上一些宗教学者参与记录、编辑、加工和修订,出现了比较成型的手抄本和木刻本。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手抄本来自明代。这部称为《姜岭大战》的格萨尔史诗现珍藏于西藏博物馆。保存至今的木刻本有7部。在15世纪前后,《格萨尔》史诗的说唱传统已经相当成熟。在16世纪初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格萨尔的身影。从15世纪起的汉文典籍中明确记载了现今《格萨尔》流布地区的历史人物,这一历史人物的后裔已经延续了45代,他们还自称是格萨尔的子孙。

11岁的苏利得,也是《格斯尔》说唱的小学徒。5岁时,他被爷爷讲的《格斯尔》神话故事所吸引,长大后在校园中继续接触《格斯尔》艺术,“将来我想当一名格斯尔文化老师,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苏利得说。通过学习,他和身边20多名伙伴已经学会演唱《格斯尔》。

  《江格尔》是中国著名的三大史诗之一,主要流传于中、蒙、俄三国卫拉特蒙古人中。《江格尔》研究内容涉及该史诗的搜集、整理和保护问题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流传和变异研究,《江格尔》史诗的当代接受和传承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文化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文本研究。自1802至1803年间,德国旅行家贝尔格曼(Benjamin
Bergmann)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中发现、记录并发表了《江格尔》两部长诗的转述本至今,《江格尔》研究已经有200年的历史。蒙古族《格斯尔》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格萨(斯)尔》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蒙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蒙古《格斯尔》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蒙古《格斯尔》产生时代和版本研究、来源研究、异文研究、史诗传统研究、格斯尔风物传说研究、主题和艺术研究以及蒙古《格斯尔》在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尤为突出。在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中,除《江格尔》和《格斯尔》以外,已记录的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及异文有550部以上。我国学者在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10部专著。这些专著比较深入地探讨这两部史诗,尤其分析了史诗的产生和流变规律。同长篇史诗的研究相比,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但是研究成就也比较突出。

  《格斯(萨)尔》与口传史诗国际研讨会分组讨论会A
组有16位中外学者发表论文。这16位学者来自于中国、蒙古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波兰和尼日利亚等6个国家,不仅有《格斯尔》专家,史诗专家,还有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说明《格斯尔》的研究涉及到人类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广泛领域。北京大学教授陈岗龙作A组总结如下:

★听书小喇嘛为师画像

创世史诗以创世神话为基本内容,以天地、万物、人类、社会、文化之起源、演变、发展为内容的史诗,又称“神话史诗”。创世史诗在中国南方地区多有发现。彝、哈尼、纳西、白、拉祜、傈僳、羌、普米、景颇、阿昌、德昂、傣、布依、水、苗、瑶、侗、土家、壮等民族中都流传着本民族或本支系的创世史诗。这类史诗叙事结构体系完整,并反映着各民族先民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特有的历史观。如彝族的《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和《勒俄》,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哈尼族的《十二奴局》、《奥色密色》,拉祜族的《牡帕密帕》,景颇族的《勒包斋娃》,普米族的《帕米查哩》等作品是其代表。

被赋予时代特色的《格斯尔》,要想更好流传下去,还得靠一代代传承人接续努力。在传承技艺时,老人始终秉承兴趣是第一要义的想法,“只有真喜欢才能学得会、学得好。”上世纪90年代起,老人毫无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徒弟们,如今,400多名徒弟中已有30多人能够独立演唱10多个小时以上的《格斯尔》了。

  近10年来,我国新一代学者加强了对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史诗学的研究,系统介绍了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等重要学说;对研究我国史诗的外国学者,如赖歇尔(K.
Reichl)、海西西(Walther Heissig)、哈图(Otto Harrassowitz)、波佩(Nicholas
Poppe)、涅克留朵夫(S. J.
Nyekljudov)的学术,进行了跟踪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学术访问、双边合作项目等方式,加强对外交流,提高了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科研水平。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以期在口头文学研究领域,通过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共同促进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双方在各自的学术阵地——《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和《口头传统》(英文)上,分别出版“美国口头传承文化研究专辑”(中文)和“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专辑”(英文)。《口头传统》是目前欧美最重要的口头文学研究专刊。
此外,民族文学研究所还于1999年申请建立院级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目的在于通过现代化手段,抢救濒临消亡的活态口头传统。资料搜集范围主要是各民族史诗的口头文本、音像资料和艺人资料。资料库在口头传统资料的采集方式、手段、文本整理、编目归档、保存利用等环节,需要电子技术和数字化的管理,其资料的规模、完整性和耐久性,对我国史诗研究来说,都将是空前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研究队伍的整合、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资料库的建立、理论和方法论的逐步完善、研究方向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等。从现有的条件和已经开始的工作来看,中国史诗研究正在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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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锋芒不一般

1930年代起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 B.
Lord)把19世纪以来的民族志学方法纳入古典诗学的领域,他们在南斯拉夫发现了荷马史诗的类似物,创立了口传史诗的诗学,揭示口头史诗传统的创造力量,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洛德的研究表明,史诗研究不再是欧洲古典学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人们在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当代社会里,发现了丰富的活形态史诗传统。197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演述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新学说,充分利用了口头传统的活态资料,吸收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成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大大提高了口传史诗研究的学术地位,使它成为富于创新的领域。

这些年来,我国许多地方的非遗技艺都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究其成功原因,可以归纳出三点:一是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包括出台系列政策、拨付巨额资金、培养专门人才等。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各界都形成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共识,更多的人自发投入到保护传承的行列中。三是运用科技手段,越来越多的冷门传统艺术与新的媒介传播形式相结合,焕发出新活力。上述三点间也有另一层关系: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单有资金支持,或者仅凭科技投入,都不足以支持传统文化流传得更加久远。关键还得靠人,重要传承人带头引领,社会大众积极参与。

  中国还有许多蒙古族说唱艺人,他们以传统的古朴说唱形式活跃在民间,他们是史诗的传播者。目前已知的《格斯尔》说唱艺人约有100多人。其中被国家命名为《格斯尔》说唱家的有桑巴拉敖日布、苏鲁丰嘎、罗布桑、乌泽尔、胡亚克图、罗日布、照·道尔基等人。曾受到过毛主席接见的帕杰被命名为《格斯尔》说唱家。今天,青海、甘肃等地区仍然活跃着一批蒙古《格斯尔》说唱艺人,他们随时都能以娴熟的演唱技巧来讲述格斯尔的英雄故事,但是与东部蒙古说唱艺人相比,青海和甘肃地区的艺人演唱史诗时已经不使用马头琴或四弦胡琴,而叙述为主,时而以清唱为辅了。蒙古族说唱艺人,他们几乎都没有“神授”或“梦授”史诗的经历。历代蒙古族史诗艺人主要是向前辈艺人学习而成功的。蒙古《格斯尔》说唱艺人出于西域迁移过来的厄鲁特蒙古人、土著查干蒙古人和内蒙古东部的巴林、扎鲁特蒙古人之中。在漠北喀尔咯蒙古人、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蒙古人、遥远的卡尔梅克和图瓦地区的《格斯尔》说唱艺人相对少一些。从地域分布上来看,青海高原、喀尔咯蒙古、贝加尔湖地区与内蒙古东部巴林、扎鲁特草原都相隔数千里远,他们的历史文化有一定差异,但这样广阔的蒙古文化区域流传的《格斯尔》史诗,在相互要情节上没有多大区别,这说明蒙古族史诗说唱艺术来自于同一个传统。

  2013年8月12日至15日,《格斯(萨)尔》与口传史诗国际研讨会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召开,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蒙古、土耳其、尼日利亚、波兰等国家以及中国北京、内蒙古、西藏、青海、四川、新疆、甘肃等省(自治区)、市以及台湾的50余位专家学者和20余位史诗艺人参加会议。全国《格斯(萨)尔》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内蒙古民委以及赤峰市和巴林右旗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民族画报、内蒙古电视台、内蒙古日报等媒体记者参加会议并进行报道。本次会议由全国《格斯(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国际史诗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巴林右旗人民政府承办。

罗布生刻苦学习,虚心地学习琶杰、毛依罕等曲艺大师的语言艺术,遇到他们演唱的谚语、警句和精妙的比喻,都认真做记录,反复翻阅,把这些有机地融汇到自己的语汇里,使词汇不断丰富,表述能力逐步提高。日后在民族曲艺创作表演方面能取得一些成绩,成为一名乌力格尔说唱家。

我们今天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诗是古代巴比伦(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其出现距今已经有大约4千年的历史。故事被记录在泥板上,以楔形文字书写。许多被认为是史诗特质的要素,在这里都可以见到。故事内容是这样:“乌鲁克国的统治者名字叫做吉尔伽美什,他‘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他原本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国民们深受折磨,遂向上天申诉,天神就派来了野人恩启都来制约他。他却驯服了恩启都,并与之结为密友。他们俩协力杀死怪物,救出女神伊什塔尔,但吉尔伽美什又拒绝了女神的爱情,进而杀死了天神派来复仇的天牛,于是遭到惩罚,失去了恩启都。在极度悲痛中,他决定探究人类永生的办法。在了解到早年大洪水时期他的祖先获得永生的经历后,他潜入海底,取得长生草。不幸的是归途中长生草被蛇吞食。回到乌鲁克国后,在天神的帮助下,他得以与亡友的灵魂相会,并终于明白人类是不能永生的”。

继承传统的同时,表演更需时代特色。“艺人演出要有个人特点,准确把握‘格斯尔’的人物特征后,可按照观众需求,根据时代发展与现代生活习惯,适当丰富情节、改编唱词,发挥演员的艺术才能。”老人边说边表演,如果观众喜欢逗趣故事,就多讲幽默情节;如果观众喜爱惊奇故事,便多些惊险片段……

  陆续被介绍的学者及其著作有 涅克留朵夫(1991), Nicholas Poppe
(1979), Walther Heissig (1979) ,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Norak,Chadwick,Victor Zhirmunsky(1969), K. Reichl(1992)。

  日本爱知淑德大学教授藤井麻湖对《格斯尔》中马的隐喻进行了结构剖析,格斯尔把马驹放在阿如鲁高娃怀里,从而娶了她做妻子。藤井指出,这马驹就是隐喻,意思是如果阿如鲁高娃不嫁给格斯尔,将来她所生的孩子可能会被认为不合法。藤井的观点可能引起争论,但她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勇气值得赞赏。

★热心培养艺坛新人

在藏族口头传统中,史诗《格萨尔王传》举世闻名。自11世纪以来《格萨尔王传》在藏族古老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基础上,经过不知多少代说唱艺人的不断创作,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史诗样式。这部史诗是关于英雄格萨尔一生业绩的神圣叙事。格萨尔为救护生灵而投身下界,赛马称王后,率领岭国部落进行一系列征战,他降伏妖魔、抑强扶弱,安置三界,最后从地狱中救出母亲和爱妃,完成人间使命,一同返回天国。史诗《格萨尔》起源于古代的部落社会,它继承了古老的说唱故事、谜语或占卜的传统,具有浓厚的西藏本土信仰——本教色彩。吐蕃时代遗留的敦煌文献,藏文历史文书中的国王传记,记载了与史诗相关的历史事件。史诗大约形成于11世纪。

采访巴林右旗《格斯尔》这一国家级非遗时,记者也从中看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巨大努力:一方面,通过录制影像资料、民间搜集等方式,整理出口传《格斯尔》资料1300多小时,出版《格斯尔》文化资料200余部,完善协会及传习所等建设;另一方面,当地不仅重视文字、影像等物质上的传承,更重视有“活文化”的传承人,使其真正实现了活态传承。

  三、作为口头传统的史诗研究

  二、分组讨论会A组总结

不仅如此,罗布生还说唱并传承了《三国演义》、《敖巴希可汗》、《娜仁》、《乌公坝之战》、《北辽传》、《西游记》等乌力格尔艺术作品。

中国大多数史诗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而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还是近30年的事情。我国史诗研究起步更晚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把一些新发现的少数民族口头传唱的长篇英雄叙事诗歌认定为史诗这一民间文学样式,这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这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影响的结果。从此,学术界开始把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来研究,其中受人类学派的影响最大。进入9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开始树立“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试图探讨口头诗歌的内部运作机制,以传统、文类和文本为依据,进入口头诗学的新视野,由史诗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外部研究,转向对史诗样式的内部结构研究。我国各个民族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史诗研究对于文艺美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等许多学科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巴林右旗《格斯尔》仅仅是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的一例。相信在未来,那些年代久远的传说、戏剧、歌唱、手工艺等优秀传统文化,还会以旺盛的生命力繁荣在神州大地,给我们及后人带来更多惊喜和温暖。

  口头程式理论,亦称帕里-洛德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 or Parry-Lord
Theory),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民俗学理论,其更大的背景是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学术范例。从口头传承研究的学术背景来看,口头诗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研究的是作为记忆手段和传统参照物的文本型式;他们与普洛普的形态学方法、奥利克的史诗法则,都属于文本型式研究。口头诗学上承阿尔奈、汤普森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下开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的先河。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是当代美国民俗学界乃至世界民俗学领域最富影响和活力的理论与方法论之一。该学派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在存在主义哲学、人类学、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语言学理论等的影响下,随着民俗学自身从单纯关注文本到注重语境的方法论的转向而逐渐发展起来的。80至90年代上半期,其影响臻至顶峰。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指研究土生民族采用的各种口头艺术形式(包括诗歌)。研究重点在口头艺术话语的语言表达效果和结构衔接特征,以及转写和书面表达的方法。特别关注的是如何识别“诗行”、节律和其他反复出现的语言特征或风格学特征,同时参照口头文学的分类。(《现代语言学词典》,〔英〕戴维·克里斯特尔
编,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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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生精通乌力格尔表演、创作及格斯尔、好来宝演唱与创作,并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突破自己,在格斯尔艺术传承与发展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赋并做出了特殊贡献。

20世纪的50年代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搜集、记录、整理和出版,有力地纠正了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民族史诗的论断。中国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蕴藏丰富,尤其以口传的长篇叙事诗歌和史诗最具民族特色,流传地域广阔,传承时代久远,与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文化认同联系紧密,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量,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中国史诗按传承地域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除“三大史诗”之外,在南方北方都有源远流长的史诗演述传统。这些史诗一直被人们珍视为民族历史的“根谱”与文化的瑰宝。由于这些史诗基本上是以口头方式流传,因而可以说,口头流传的活形态是中国史诗的一大特征。其次,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史诗表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文化史内容,汇集了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格言、谜语,乃至歌舞、音乐、演述等民间口头艺术的精华,是历史、民族、文化、宗教、习俗、礼制等的集大成,具有多学科的综合价值与社会文化教育功能。第三,中国各民族史诗的类型多种多样,北方民族如蒙、藏、维、哈、柯等,以长篇英雄史诗见长,南方傣、彝、纳西、哈尼、苗、壮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创世古歌和迁徙史诗。中国口传史诗蕴藏之丰富、样式之繁复、形态之多样、传承之悠久,在当今世界上都是少有的。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是公认的伟大英雄史诗,已经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此外,在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北方民族及南方诸少数民族,如壮、苗、傣、彝等民族中,还至少发现并记录了数百种长短不一的史诗或史诗片断。它们至今大多仍是活形态的史诗,在民众中口耳相传。这些史诗可以大略分为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等类型。它们因其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多方面的文化功能,具有极为丰富的科学、文化和审美价值,是人类宝贵的无形文化财富。

一位耄耋之年的银发老人,一袭灰白色蒙古长袍,一把70年的四胡,一句句节奏鲜明的蒙语说唱词句,共同演绎出充满历史沧桑与厚重感的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研究发展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斯)尔》内蒙古唯一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86岁的金巴扎木苏,正在向徒弟传授技艺。

  以上关于蒙古族《格斯尔》说唱艺人的资料由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巴雅尔图研究员提供,特此声明。

  一、会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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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格尔》主要流传于中、蒙、俄三国卫拉特蒙古人中。这与历史上卫拉特蒙古人的迁徙足迹密切相关的。所谓卫拉特蒙古,就是在内蒙古和外蒙古之西,居住在阿尔泰山周围的蒙古。我国新疆卫拉特地区是《江格尔》的故乡。但最先被发现和记录的不是新疆《江格尔》,而是俄罗斯卡尔梅克《江格尔》。1802-1803年间,德国旅行家贝格曼(Benjamin
von Bergmann,
1772-1856)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中发现、记录并发表了《江格尔》两部长诗之转述本,由此揭开了《江格尔》史诗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的序幕。从那时到现在,《江格尔》学研究已经有了整整200年的历史。其间,从俄罗斯联邦境内搜集出版了《江格尔》31部独立长诗的数十种异文;从蒙古国境内搜集出版了《江格尔》不同异文25种;而从我国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人当中则搜集出版了70部独立长诗的近200种异文。与此同时,《江格尔》研究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专门学科。

长期生活于此的金巴扎木苏,出身于传统说书艺人家庭,汉语、蒙语切换自如,精通乌力格尔、好来宝等各类蒙古族民间说唱与音乐。年轻时,每每看完《三国演义》《兴唐传》等汉文通俗小说,他便将其改编成蒙语说唱,为牧区群众表演。那时牧区娱乐活动匮乏,他每到一处,牧民就会聚集起来看表演。“草原人民热情好客,如果天黑前我赶路没到地方,便会就近找一户蒙古包,给他们讲故事,管吃管住。”老人回忆。

  参见《〈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第1-20页。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著,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其中,学术研讨会于8月12日至13日进行两天,议题为,口传史诗理论前沿与发展趋势、口传史诗保护方法、《格斯(萨)尔》保护与研究、《格斯(萨)尔》重要学术成果研讨。学术研讨会分A、B两组进行,两个组共有34位专家学者发表33篇论文,另外在《格斯(萨)尔》重要学术成果讨论会上有4位专家发言。学术研讨会议结束后,代表们观摩了巴林《格斯尔》史诗演唱、首届格斯尔杯全国传统射箭邀请比赛,参观了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展览以及周边旗县格斯尔文化风物传说遗迹等。

他在研究传统格斯尔艺术的基础上,对其艺术表现手法、故事的结构形式、语言的运用方式等进行艺术创造,使古老的艺术易于为当代人接受,受到普遍的赞誉;由他创作的乌力格尔和好来宝新曲目富有生活情趣,受到蒙古族听众的欢迎。

尽管世界各地的史诗千差万别,但人们还是认为某些要素是这些彼此间差异巨大的史诗所共享的,如宏大的规模、崇高的格调、重大的题材、特定的技法和长久的传统,以及豪迈的英雄主义精神等。学者们在确立史诗定义时根据各自学术背景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各有侧重地提出过一些标准。有人认为史诗至少应当“在结构上”符合下面八个尺度:1)诗歌的;2)叙述的;3)英雄的;4)传奇性的;5)篇幅巨大;6)具有多重属性以及“互文性”的;7)具有多重功能;8)在特定文化和传统的传播限度内。按照西方史诗的发展脉络,即从荷马到维吉尔来认识和界定史诗,史诗可以被定义为“一部以高雅文体来讲述传说中的或历史上的英雄及其业绩的长篇叙事诗歌。”
显然,这是指英雄史诗这一类型。世界上的史诗传统是多样的,这一现实促使学者不断反思史诗的概念。就史诗这一文类来说,我们要考虑到它的三个传统背景:全球的、区域的和地方传统的。因此,关于史诗的定义,总是伴随着多样性、具体性与概括性、普遍性的对立、统一。史诗的宏大性,更重要地是表现在它的神话、历史结构上的意义,对族群的重要意义上。在史诗文类的界定上,晚近的学界普遍认为,界定工作的取样范围不能局限于印欧文化传统,而应更多地参照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史诗传统。史诗专家大多承认在各民族的史诗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但还是认为它们之间是可以类比和互证的;另有人类学家对存在着“单一的、世界性的”口头史诗文类提出质疑。总之,史诗的多样性增加了界定史诗的难度。按照劳里·航柯(Lauri
Honko)的定义:“史诗是关于范例的宏大叙事,原本由专门化的歌手作为超级故事来演述,以其长度、表现力和内容的重要性而优于其他叙事,对于特定传统社区或集团的受众来说,史诗成为其认同表达的一个来源。”

49岁的图门乌力吉就是其中之一。他跟随老人学习10多年,已能演唱《格斯尔》达20多个小时,还成立了组合并开始传授学生。前不久,他还到上海进博会为各国来宾表演,让《格斯尔》走上国际舞台。

  口头文学有一种社会功能。文化语境的要素涉及日常生活的现实,地理环境和社会组织等等。获取有关地方背景的信息,如习俗、传统、事件、社会关系等,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的有些地区,不是任何人、任何歌手都可以演唱史诗的,只有祭司、巫师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仪式上才能演唱史诗。巫师兼歌手现象的大量存在,成为南方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南方民族史诗传承古老性与独特性的体现。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北方三大英雄史诗中也存在着。最初的史诗演唱者多由巫师或萨满担任,人们相信他们通过巫术仪式使神附体,是神授使他们获得演唱史诗的本领。藏族艺人说唱之前的烟祭、戴帽说唱、蒙古族艺人唱前向格斯尔大王祈祷,以及在各种年节的说唱,不仅反映了格萨尔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同时也是其所属古老民族文化和宗教观念的体现。史诗说唱,说到底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与人们的仪式生活关系紧密。在不同的文化中,史诗的表演往往是讲唱结合。歌手通常强调,他们发现没有音乐的表演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讲述与音乐是一种活的统一体,它在今天得到更为认真的研究。藏族民间艺人吸收民间音乐的营养创造了丰富的曲牌,配以不同的人物和场景。各种不同的曲调有80余种。所有这些都为《格萨尔》的传播、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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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童转世天资聪颖

中国还有许多蒙古族说唱艺人,他们以传统的古朴说唱形式活跃在民间,他们是史诗的传播者。目前已知的《格斯尔》说唱艺人约有100多人。其中被国家命名为《格斯尔》说唱家的有桑巴拉敖日布、苏鲁丰嘎、罗布桑、乌泽尔、胡亚克图、罗日布、照·道尔基等人。曾受到过毛主席接见的帕杰被命名为《格斯尔》说唱家。杰出的天才艺人金巴扎木苏说唱的《格斯尔》史诗长达8万多行,是目前为止艺人说唱的韵文体《格斯尔》中最长的一部。今天,青海、甘肃等地区仍然活跃着一批蒙古《格斯尔》说唱艺人,他们随时都能以娴熟的演唱技巧来讲述格斯尔的英雄故事,但是与东部蒙古说唱艺人相比,青海和甘肃地区的艺人演唱史诗时已经不使用马头琴或四弦胡琴,而叙述为主,时而以清唱为辅了。蒙古族说唱艺人,他们几乎都没有“神授”或“梦授”史诗的经历。历代蒙古族史诗艺人主要是向前辈艺人学习而成功的。如著名的格斯尔艺人帕杰(1902-1962)的师傅是朝玉邦(1856-1928);金巴扎木苏的师傅是诺音扎布(1995-1951)和达瓦敖斯尔。蒙古《格斯尔》说唱艺人出于西域迁移过来的厄鲁特蒙古人、土著查干蒙古人和内蒙古东部的巴林、扎鲁特蒙古人之中。在漠北喀尔咯蒙古人、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蒙古人、遥远的卡尔梅克和图瓦地区的《格斯尔》说唱艺人相对少一些。从地域分布上来看,青海高原、喀尔咯蒙古、贝加尔湖地区与内蒙古东部巴林、扎鲁特草原都相隔数千里远,他们的历史文化有一定差异,但这样广阔的蒙古文化区域流传的《格斯尔》史诗,在相互要情节上没有多大区别,这说明蒙古族史诗说唱艺术来自于同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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