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他们的作品标志了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的发展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哲理融于诗情  蒙古族英雄史诗是蒙古族远古文学的经典。在蒙古族人民的英雄史诗中,除举世闻名的长篇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外,有记录的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等有
550部以上。虽然英雄史诗的宏观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一些,但是研究成果比较突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宏观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中仁钦道尔吉研究员的《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和巴·布林贝赫教授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等两部学术著作,可谓是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宏观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力作。  巴·布林贝赫在《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这部学术著作中,通过对产生于不同部落、不同地区的经典性、代表性史诗作品的综合分析,认为原始性、神圣性和规范性是蒙古英雄史诗的共同特征。巴·布林贝赫指出,蒙古史诗通过对“三界”(上中下)、时间、空间、方位、数目的生动描述,表现了游牧民族独特的宇宙观。史诗中把正面人物的高贵性同上界联系在一起,把反面人物的丑恶性同下界联系在一起,中界是他们生活和斗争的主要“场所”。混融性、形象性和模糊性是史诗时空观的主要特征。  有关专家指出:巴·布林贝赫教授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从蒙古英雄史诗自身的特质出发,形成了自己的诗学体系,进而将蒙古史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巴·布林贝赫是久负盛名的诗人,我区著名文学评论家宋生贵对他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在《塞上风景》开卷3篇文章是论说这位老诗人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
“他的诗主要是写草原,写自己的心灵抚摸过的草原。”
“他写草原,写蒙古族人民,并不着意去描绘苍鹰、骏马,或蒙古族袍、奶茶等外在状貌特征,而是着力抒发符合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观念的特定的情感。”

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揭晓,达斡尔族作家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回族作家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满族作家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赫然在列;1979年,白族作家张长的《空谷兰》、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在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中获奖;1980年,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藏族作家益希卓玛的《美与丑》、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在1977—1980年中篇小说奖评选中获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以《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连续获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以说,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的实力创造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荣誉。

作者:叶延滨

第一,不仅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诗人,而且诗歌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大家挣脱了种种“左”的禁锢,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题材不断拓宽,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人生百态,英雄人物、普通百姓,山水风光、花鸟虫鱼,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在少数民族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异彩纷呈的反映,语言形式、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少数民族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显得更加丰富奇丽、多姿多彩。

  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啊
星星多  不如我们公社的羊儿多  天边漂浮的云彩白呀
云彩白  不如我们公社的羊绒白……  草原开放的花儿多啊
花儿多  不如我们新盖的厂房多  山涧的花鹿快呀
花鹿快  不如我们来往的汽车快……  ——巴·布林贝赫所创作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主题歌  巴·布林贝赫是当代著名蒙古族诗人和学者。40年来,他植根于内蒙古广袤的草原,热情地讴歌了这片生养他的热土,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爱。他十几个集子的优秀诗作在内蒙古广为传诵,在区外乃至国外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阳光和煦,星期天的大学校园一派勃勃生机。内蒙古大学宿舍楼前一棵棵柳树,丝绦纤纤摇摆,曼妙垂下。时令虽然已过立秋,但校园里一张张洋溢着春天的笑脸,绚烂着炽热的阳光,诚如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所写:“只有春天/稚气、灵动、活泼……万物因春而存在/春光让人心里亮堂堂”(《春信》)。  巴·布林贝赫在轮椅上欣赏着校园内这道独特的风景,使人不自觉地想起了卞之琳的《断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却装饰了别人的梦//你站在楼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却站在桥上看你”。

中国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样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本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例如,在史诗和叙事诗方面,《格斯尔》《英雄格斯尔》《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梅葛》《阿细的先基》和《创世纪》等史诗先后面世。《嘎达梅林》《阿那尔汉的歌声》《阿诗玛》《召树屯》《松帕敏和嘎西娜》《蜂花相会》《逃婚调》等长篇叙事诗引起人们广泛注意。1958年开始的“三选”工程,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经典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孕育了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一代有机会接受现代文学思潮。《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整期发表了参加这次活动的17位诗人的作品,引起轰动。其中部分诗人正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这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现代主义诗潮得到主流诗坛的认可。中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潮被称为“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传统读者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同时由于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朦胧诗的出现,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的效应。中国的现代主义思潮,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丰富了多民族新诗创作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来,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饶阶巴桑、克里木·霍加、铁依甫江·艾里耶夫、韦其麟、包玉堂、晓雪、金哲、汪承栋、康朗甩、康朗英、吴琪拉达等人的作品,丰富了中国多民族的新诗创作。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作家协会成立60周年。为褒扬老一辈作家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建立的功绩,表达我们对老一辈作家的敬意,激励年轻一代创造文学事业新的辉煌,中国作家协会决定,向从事文学创作60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颁发荣誉证章和证书。拟颁发从事文学创作60年荣誉证章证书的名单中,巴·布林贝赫位居其列。

在新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民族自觉意识不断强化,民族风格呈现出以理性的民族认同为思想根基,向本民族认同与多元文化认同同构的转型。对本民族地域风光、民族习俗的平面展示,让位于从民俗文化挖掘民族生命力、从民族生存历史提炼民族精神,在多元的文化视野中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而塑造本民族在现代化诉求和全球化浪潮双重冲击下主动应对和积极选择的新的民族形象。这些作家,既包括一大批在改革开放之初便陆续登上文坛的老作家,也包括新世纪“大器晚成”的“60后”作家,如维吾尔族的亚森江·斯迪克、裕固族的铁木尔等,还包括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80后”作家,如蒙古族的查黑尔·特木日、土家族的杜李、维吾尔族的阿娜尔古丽、回族的马金莲、瑶族的甘应鑫等。其次,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标志。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广泛借鉴汉族和其他民族优秀文学经验的同时,十分珍视本民族的艺术传统,使之成为创造本民族新文学的重要资源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毛依罕,彝族作家李乔,傣族诗人康朗英、康朗甩,壮族作家韦其麟等就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新世纪以来,挖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为中华民族文化提供丰富思想资源,成为少数民族作家新的使命。以少数民族的生态思想为例,1990年代,“40后”蒙古族母语作家满都麦就以系列生态文化主题作品,揭示了蒙古民族传统生态观蕴含的思想精华;继而,同是“40后”的郭雪波在其汉语创作中传达出同样的生态思想,成为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的重要代表。近年来脱颖而出的“70后”蒙古作家黑鹤的系列动物小说,充溢着浓郁的北方草原气息,在古老草原与现代都市的空间“蒙太奇”中,以其思想的锐力,继续冲击着人与自然如何依存的主题。2012年,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更是以雪山之豹震憾天地的申诉,将这一主题之中所蕴含的复杂意蕴酣畅淋漓地倾吐出来。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这种生态思想被一些批评家称为“世界性”的主题。

其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经过近四十年多次流变而成为诗坛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批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邵燕祥、昌耀等重新回到文坛,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这两部分诗人在七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表现大众生活、呼唤思想解放的诗篇,如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傅天琳《汗水》等。这种潮流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具有较强的民族性,与现代主义形成并立潮流。到20世纪90年代,诗坛这种关注现实的诗歌发生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为普通百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这些作品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于坚、尚仲敏等诗人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诗人,如写乡土诗的马新朝、田禾等。进入新世纪后,成熟并且风格鲜明的诗人依然引领诗坛,如诗人吉狄马加写了大量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力作,诗人陈人杰连续三届担当援藏工作,在高寒之地写下心血之作《西藏书》,梁平对巴蜀文化的诗性解构,胡弦对人性的深度探求,张执浩朴质口语的诗性表达等,都呈现了关注现实的特征。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描绘草原风光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草肥美的草原。她有粗犷的山丘,清冽的河水和茂盛的牧草。这些大自然雄奇、壮阔的景色,常常唤起我烂漫的幻想。我对大自然难以忘却的迷恋之情和清新朴实的美感便隐约地萌生了。泰戈尔说过:‘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大自然或许是游牧民族的情人吧!雄奇美丽的巴林草原是我的艺术摇篮。辽阔草原的自然之美,摔跤手们的体态之美,纯朴牧民的心灵之美是我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巴·布林贝赫说。  民族特色对每一个少数民族的诗人和作家,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标志。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这样说过:“诗人永远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以自己民族的眼睛观察事物并按下她的印记的。越是有天才的诗人,他的作品越说明这个道理。”事实正是如此,雄奇美丽的巴林草原是巴·布林贝赫的艺术摇篮。  巴·布林贝赫写道:“来自大自然的民族是纯朴的、粗犷的。清新的空气,明丽的阳光,晶莹的露水,给了他们单纯的心灵;苍茫的原野,狂暴的风雪,严峻的天空,给了他们粗犷的性格。”大自然不但给了巴·布林贝赫单纯的心灵和粗犷的性格,也给了他写诗的豪情,他又以这种豪情来描绘魅力四射的草原。因而,他很多诗歌都是草原题材的作品。

爱国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一种热爱祖国的情感,而现代社会的爱国主义,则以理性的国家认同为思想基础。或者说,爱国主义在新时代已经成为国家认同的另一种表述。这种重要转向,一方面体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对藏族历史的讲述,是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起点的百年回溯;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也是将回汉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投放在20世纪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性这一背景之中;晓雪、高深等诗人则在祖国大地的行走之中,由对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灿烂文化的咏叹中,抒发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在文学活动中,少数民族作家们的国家认同表现得更为直接,特别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对外交流中,满都麦的“我是中国的蒙古族作家”、阿来的“我是中国藏族作家”,以及阿库乌雾的“我是中国彝族诗人”,都以十分明确的中国公民身份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因此,爱国主义成为共和国70年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旋律。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也是诗人今后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诗坛空前繁荣纷杂,认真梳理一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以下三种创作主潮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值得总结经验,以推动诗歌健康发展。

第三,老年、中年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改革开放后与时俱进,对诗的本质、诗人的职责和诗作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诗歌新人,更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旧的理论模式和创作模式的影响和束缚,一开始写诗就有比较新颖和独特的个人特色,体现出一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老、中、青几代少数民族诗人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都在努力追求写出具有民族魂魄、人类情怀、世界眼光相结合的诗歌。

  探寻独特审美  巴·布林贝赫是一位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诗人,他的诗有很鲜明的民族生活色彩和浪漫情调。诗人以魅人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带有民族色彩的时代风俗画,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是有浓郁的“奶子味”的。  巴·布林贝赫因在文学研究特别是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今年7月15日,他获得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颁发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荣誉证书和金质奖章。  作为学者,他在内蒙古大学任职的20年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诗歌艺术进行了深入而执著的研究,虽然他所发表的诗还比较零散,但以独特的构思和风格在当今的诗坛中别开生面。  巴·布林贝赫在内蒙古大学教学,一边从事诗歌理论研究工作,一边进行诗歌创作。巴·布林贝赫说:“我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和艺术感受活动,给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提供了较丰富的感性知识。”巴·布林贝赫在进行蒙古诗歌研究的工作中有一大心愿:“我后来逐渐用抽象思维代替了形象思维,把主要精力放在蒙古文学特别是蒙古诗歌的研究方面,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出版了《心声寻觅者的札记》、《蒙古诗歌美学论纲》等学术名著,通过这些研究试图以蒙古民族审美情趣的发展变化为出发点,探寻蒙古诗歌的发展轨迹和审美特征。”  巴·布林贝赫也说:“脱离生活的创作是玄虚的。回避心灵的诗歌是苍白的。”诗,就是诗人自己。诗人所反映的生活现实和情感体验,应该而且必须是自己深切感受到、体会到的,有真情实感,有自我个性的诗,才能感动自己,进而感动别人。  鉴于巴·布林贝赫的诗歌写得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向第14届(2002~2003年度)中国图书奖组委会推荐了《蒙古学百科丛书·文学卷》、《巴·布林贝赫文存》、《内蒙古旅游文化丛书》等3种图书,就有巴·布林贝赫1/3的贡献。

在灿烂辉煌的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诗卷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成为特别亮丽的风景。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以创世神话研究为重点的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得以全面展开和深度开拓。汉文典籍所记载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伏羲、盘古、竹王、九隆、盘瓠、廪君等神话,南方民族创世神话、洪水神话,北方民族萨满神话、英雄神话,纳西族东巴神话,佤族司岗里神话等民族神话的表层叙事结构、深层内涵、演唱仪式、文化渊源以及民族神话比较等,都得到比较充分的探讨。特别是1984年正式启动的被誉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影响极其深远。

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让诗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文学皇冠”艺术,变成了大众传情达意的工具,繁荣和杂芜共存,多样与无序同在,先锋与通俗携手。诗歌这门艺术,其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在一些人那里,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更有激进者和无知者进行无底线的尝试,以惊世骇俗的语言涂鸦从事所谓的诗歌写作。因此,真正热爱诗歌并坚守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这是诗人的天职与担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哺乳民间文学  巴·布林贝赫的第一篇作品《圆圆的山峰》作为民歌,上世纪40年代在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等地广为传唱。  “三个巴林人在一起走,必定有一名歌手。我母亲是位民间歌手,聪慧能干,她用自己的奶汁、泪水和歌声哺育了我。民间文学的魅力迷住了我,肚里便藏有一些民间诗歌的宝藏。1946、1947年间,曾一度广泛流传在昭乌达和哲里木一带的民歌《圆圆的山峰》的歌词,便是我在民间文学影响下创作出来的处女作。”巴·布林贝赫深情回忆。  1953年,巴·布林贝赫创作了诗歌作品《心与乳》。据悉,这是他创作生涯的开端,从那以后,巴·布林贝赫近40年的诗作生涯中出版了《你好·春天》、《凤凰》、《巴·布林贝赫诗选》、《金马驹》、《黄金季节》、《喷泉》、《龙宫的婚礼》,汉文版诗集《星群》、《命运之马》、《生命的礼花》等15
部蒙汉文诗集。  熟知草原文化的人士大概都知道:玛拉沁夫、阿·敖德斯尔、扎拉嘎胡的小说创作;纳·赛音朝克图、朝克图纳仁、云照光的戏剧、电影创作;毛依罕、琶杰的说唱艺术、戈瓦、包·道尔吉和特·达木林等的蒙译汉翻译文学,以及巴·布林贝赫的诗歌创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享誉国内外文坛。  “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啊星星多/不如我们公社的羊儿多/天边漂浮的云彩白呀云彩白/不如我们公社的羊绒白/啊哈哈嗬嘿啊哈哈嗬嘿/不如我们草原的羊绒白/啊哈嗬嘿/草原开放的花儿多啊花儿多/不如我们新盖的厂房多/山涧的花鹿快呀花鹿快/不如我们来往的汽车快/啊哈哈嗬嘿啊哈哈嗬嘿/不如我们来往的汽车快/啊哈嗬嘿/敬爱的毛主席呀
毛主席/ 草原在您的阳光下兴旺/
敬爱的共产党呀共产党/小牧民在您的教导下成长/
小牧民在您的教导下成长”——这首《草原英雄小姐妹》主题歌,就是巴·布林贝赫创作的。这首盛赞龙梅和玉荣两姐妹勇敢的歌曲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促使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成长。中央音乐学院少儿声乐考级曲目就有这首主题歌。

1981年,秉持“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完美统一”的标准,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举办了首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评奖。玛拉沁夫、张承志、乌热尔图等近百位作家分别获得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各类奖项。1999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更名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一起,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级文学奖。至2016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共举行了11届,总计评选出743部作品,746位各民族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获此殊荣。越来越多民族的作家,特别是佤族、布朗族、傈僳族、布依族、仡佬族、裕固族、东乡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纷纷获得“骏马奖”。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所证明的诗之大道。百年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就是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来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等,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的气象……百年新诗历史中,对于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写一部厚厚的专著。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巴·布林贝赫:颂歌献给草原  (杰出内蒙古人——60名艺术家系列)本报记者
鲁蒙海  来源: 内蒙古晨报
2009年8月19日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1巴·布林贝赫教授出席第六届草原文化节本报记者
江许平摄影

1960年代初期,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初具规模,老舍、玛拉沁夫、李乔、陆地、祖农·哈迪尔、克尤木·吐尔迪、郝斯力汗、苏晓星、普飞、那家伦、伍略、孙健中、关沫南、李惠文、李根全、饶阶巴桑、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安柯钦夫、扎拉嘎胡、敖德斯尔、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库尔班阿里、克里木·霍加、汪承栋、韦其麟、杨苏、苗延秀、包玉堂、吴琪拉达、康朗英、康朗甩、毛依罕、琶杰等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少数民族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文学等各个领域都产生出佳作,如《茫茫的草原》《欢笑的金沙江》《美丽的南方》《起点》《锻炼》《红路》《在幸福的道路上》《没有织完的统裙》《这一代人》《金子》《泉水之歌》《老虎崖》《给我一枝枪》《侗家人》《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狂欢之歌》《生命的礼花》《刘三姐》《阿诗玛》《喜事》《哈森与加米拉》《订婚》等作品。这些佳作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少数民族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体现出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在新世纪之初,吉狄马加、张承志、阿来、霍达、乌热尔图、鬼子、艾克拜尔·米吉提、蔡测海、叶梅、郭雪波等少数民族作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的三个亮点格外引人注目。“65后”、“70后”、“80后”作家的集体崛起,成为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一个亮点。土家族作家田耳、吕金华、向迅,满族作家于晓威、刘荣书,朝鲜族作家金仁顺,蒙古族作家黑鹤,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白玛娜珍、尼玛潘多,壮族作家李约热、黄土路,苗族作家何炬学,维吾尔族作家帕蒂古丽、阿舍,仡佬族作家王华、肖勤,佤族作家聂勒,瑶族作家纪尘,回族作家李进祥、阿慧、敏洮舟,羌族作家雷子、羊子,傈僳族作家李贵明,侗族作家杨仕芳,畲族作家山哈等新生代作家的崛起,使少数民族文学生机盎然、星空璀璨。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大量涌现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第二个亮点,如藏族女作家央珍、梅卓、格央、严英秀等,蒙古族作家萨仁图娅、娜·彩丽格尔,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李惠善等。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女作家群体亮相意义更为特殊,如佤族的董秀英、拉祜族的娜朵、傈僳族的司仙华、鄂温克族的杜梅、景颇族的玛波、珞巴族的亚依、达斡尔族的阿凤、孟晖、萨娜、苏莉、苏娅等。第三个亮点是出现了一批作家群,如甘南藏族诗群、康巴藏族作家群、大小凉山诗群、西海固作家群、莫力达瓦女作家群、科尔沁作家群等。以上这些创作群体的民族身份意识更加明确和坚定,无论是民族历史记忆的重构还是底层艰难体验的书写,无论是故土的艰难转型还是他乡的漂泊与伤痛,都不曾泯灭他们的信念,他们带着青春成长的奔放和锐力,承传着民族的血脉,也思考着诸如人与自然、人与命运的宏大主题,呈现着少数民族文学民族风格新时代的新趋向。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1980年由国家民委与中国作协联合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盛会,来自48个民族的102名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经验和不足,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努力使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更大的繁荣和提高,以便更好地担负起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这次会议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9月,《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纪要》经中宣部和统战部转发各省市区,彰显了国家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决心。此后,1986年、1998年、2003年、2012年又召开了4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来自50多个民族的300多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参加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从第一届到第五届,与会民族数量和代表人数的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值得指出的是,每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都有新的任务和目标,都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征程与新起点。例如,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办好10件事。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提出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8个思路和1个重点——精心组织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确,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工程,这一工程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影响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影响着国家文化实力的提升。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保持着与主流文学思潮同步推进的态势。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现代主义诗潮、新写实小说、底层写作、女性文学等思潮中,都有少数民族文学的流脉。同时,作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重大转型的文学记忆,少数民族文学及时反映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语境的变革和时代生活的巨变,及时捕捉和反映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生活、传统习俗的巨大冲击,真实记录和反映了少数民族心理、情感、思想等方面复杂多样的心路历程,少数民族文学以自己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成为各民族由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的社会史、思想史和心灵史。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1960年,老舍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少数民族文学组织、民族语言文学期刊和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成长和群众性创作活动等方面,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成绩,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报告全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各领域取得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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