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时代的西藏诗人的作品中,行走是阿来深入民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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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广大诗人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起,积极融入新的时代语境,用手中的笔书写新时代的颂歌。

行走还是阿来强化创作真实性、寻求文学新的表现方式的重要路径。阿来特别推崇国外非虚构文学作品,特别是惊叹于白俄罗斯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依靠真实性而爆发出的强大艺术力量。为此,阿来新世纪以来积极借鉴国外非虚构文学的写作经验,并开启了自己的非虚构文学创作之旅。《大地的阶梯》《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云中记》等,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阿来往往进入历史、文化的故地或现场,依靠行走中获得的珍贵文献,近距离探寻与追溯历史的踪迹、文化的源头与人事的变迁,从而给读者以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与真实的艺术感染力。

格萨尔史诗从口头流传到形成书面文本,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早的口述记录本到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整理本、编纂本、翻译本、改编本、现代印刷本以及校勘本、视频音频、作家文本等,出现了多种类型的文本。笔者认为,格萨尔史诗的文本流变主要有三种类型:口述记录的文字写本,如拉达克版的《格萨尔传奇》。介于口述记录本与民间整理本之间的民间文人写本和僧人写本,如青海玉树的布特尕家族抄本和藏传佛教高僧才旦夏茸大师主编的青海版《霍岭大战》等,已经开始出现类似于作家文本的创作化倾向。在现当代语境下,由作家、诗人创编、改写、重述的文本,如格萨尔史诗掘藏艺人邬金•丹增扎巴的文本、格萨尔史诗国家级传承人宁玛派僧人格日尖赞的文本,以及重述格萨尔史诗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叙事诗等(如阿来的“重述神话”[4]
《格萨尔王》),口传史诗的这种作家创作化倾向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口头文学与书面作品之间,已经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大量的中间形态、过渡形态的文本已经普遍存在。口头传说与书面文本之间不再是简单地从口头传播到文字记录的单向过程,而是复杂的、多面向的,两者之间已构成了相互转换、彼此丰富的互文关系。

  “春秋讲学·喻家山文学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季。据悉,2015年的“秋讲”活动将首次邀请法国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先生驻校讲学。

东篱是近年来活跃于中国当代诗坛的唐山诗人,已出版诗集《从午后抵达》《秘密之城》和随笔集《低于生活》,曾获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奖项,是2012年首届河北诗人奖获得者。他的诗歌创作以观察社会、洞悉时代见长,同时又对家乡的草木、风物抱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并在多年的抒写中不断向其中的精神内核拓展,把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守护,作为自己创作中的一个持续的命题,认为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所应担当的人文情怀。他的努力得到了不少诗歌评论家的认可和支持。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边地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边地文学的地域文化资源得到充分重视。它以独特的地域性特质,为中国当代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行走也是阿来联系各族群众情感的主要纽带,是阿来获取创作灵感的源泉,是他升华思想情感、获取与强化创作激情的重要条件。通过行走,阿来把文学的根系深深地植入大地之中,植入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把创作的情感同人民的生存图景、喜怒哀乐紧密联结在一起。阿来曾这样反思:“我在老家徒步旅行,接触民间生活。我常常想说,我们爱国家、爱土地,那么,国家和你的关系怎么建立?你要寻找,要感受,要体现,而不是随便空口说一句就有。我旅行就是寻找这种联系。”他认识到,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是作家的归宿,作家不过是人民的“赤子”,而创作不过是作家对人民的回报;只有行走大地,深入民间,作家拥抱广博与深沉的大地,才能加深对祖国的感情,才能与人民、同胞建立血肉联系,作家才能超越自我、个人生活的局限与狭隘的情感,开阔胸襟,真正获得文学的力量,作品才能真正获得强大生命力。事实上,创作30多年来,阿来用双脚,更用一颗赤子之心——“用心灵时时游历”,走过了青藏高原几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走过了家乡的梭磨河谷、大渡河流域、岷山深处与宽广辽远的若尔盖草原,走过了藏族英雄格萨尔的故乡与高原圣地拉萨,并由此建立起了与同胞、人民的血脉关系,从温热的大地中获得了充实而强大的情感与精神力量,捕获了创作的灵感,乃至“将写作从业余爱好上升为终身的事业”。为此,阿来不顾旅途的劳累、饥饿、孤独与危险,如同行呤诗人或格萨尔说唱艺人一样穿行在西藏高原的山山水水或草原、高山与峡谷之间。翻开他的长篇纪实散文《大地的阶梯》、非虚构文学《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等作品,不难看出他行走中的坚实足印,不难看出他与民族、同胞、国家建立的深厚情感,以及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

四川藏族作家、诗人夏加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天子·格萨尔》是对口头文学格萨尔史诗的创造性转化和重构,是又一部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新”编。《天子·格萨尔》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天子降诞之赛马称王》,第二部分为《戎马一生之大爱无疆》,第三部分为《功德圆满之殊胜归天》。叙事的主干部分仍然是史诗主体“天界篇”“英雄诞生”“赛马称王”“四部降魔史”(北方降魔、霍岭大战、保卫盐海、门岭大战)以及“地狱救母”和“安定三界”,讲述格萨尔王一生降妖除魔、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作者特别选择了史诗中最富华彩、最有影响力的格萨尔王征战史中的部分精彩内容进行书写,在史诗格萨尔王降伏的“18大宗”“36中宗”“72小宗”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12个宗进行抒写。《天子·格萨尔》虽然以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母体为叙事框架,但更多地蕴含了作者对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的现代性阐释和个性化书写,以及对藏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的诗性想象。作者试图开启人们对古老史诗的新的阅读感受和新的接受视角,演绎史诗在当代语境中的诗性表达,大胆实践对传统史诗的创新与改编,赋予格萨尔史诗新的诗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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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市诗人东篱以《唐山风物》和《我终究成了孤儿》两组诗,相继荣获第十届滇池文学奖和第四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

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推进,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诗歌的地域性被重新强调。西藏的诗歌因其悠久的诗歌传统与地缘特色在地方性写作方面被广泛期待。而西藏诗人也不负期待,在诗歌的地域性书写方面积极开掘。

作家阿来的最新长篇小说《云中记》再次在文坛引起反响。作品对汶川地震的书写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阿来作品的成功具有多方面经验,如学习、借鉴世界文学大师的经验,强调文学对民族性、地域性的超越、坚持文学行走等。就行走而言,它构成了阿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形成阿来文学创作的源泉、动力与保障。

  “文学作品如果从族际关系的角度出发,一般则会极力避免人性的角度,因为人性的共通性和族群关系以及所谓的历史的构成实际上是有矛盾的。”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永春则对阿来的《空山》三部曲中的文化诗学进行了深入剖析。“《空山》多侧面、多时空、多视角展现了机村的历史,这种叙事形态充满了丰富的文化诗学的观念和属于作家本人的诗意的叙事结构。”

《滇池》文学月刊创刊于1979年,由昆明市文联主办,在中国文坛上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自2003年起,《滇池》设立了面向全国的年度文学奖——“滇池文学奖”,迄今已有50多位作家获得该奖项,许多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实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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